為幫助考生系統全面的復習城市規劃師課程，掌握城市規劃師考試教材的相關重點，小編特將2011年城市規劃原理考試重點資料進行整理匯總，希望對大家參加本次考試有所幫助!$lesson$　　

    論區域發展差異與總體城市化水平滯后的關聯性

　　1　前言

　　城市化水平是一國的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結構性特征，也是衡量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學術界普遍認為，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1]。關于滯后的成因，許多學者做過有意義的研究。筆者從區域發展不平衡這個角度探究我國城市化水平“滯后”的成因，并且以統計分析的方法測度區域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發展關系，論證區域發展差異與總體城市化水平滯后間是否具有關聯性。

　　中國是一個人多地廣的大國，區域間的發展極不平衡。在某種程度上可說中國的經濟系統實際上是由若干個發展特征不同的、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區域經濟體所組成。各個局部區域的組合形成總體，但總體的特征不一定代表各個局部區域的特征。因此，對于我國這樣的發展極不平衡大國而言，城市化發展問題的研究不能僅停留在總量分析上。對區域之間的差異情況的分析及理解有可能導致對總量及總體特征的更準確把握。

　　2　城市化水平“滯后”成因分析的多種觀點

　　對于我國城市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成因，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有以下一些觀點：

　　2.1　戶籍制度對人口自由流動的限制。在我國，戶籍制度已經遠遠超出人口管理方式的意義，而是與居民的政治經濟利益分配緊密結合，職業、住房、教育、福利、土地、社會地位等方面全面樹立起了阻礙人口自由流動的屏障。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已經形成一種共識，并且已經取得了很大成果。

　　2.2　二元經濟體制下，以鄉鎮企業發展為主的“進廠不進城”的特殊工業化道路。這種工業化方式削弱了工業化對人口由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帶動作用。對此，石憶邵[2]等許多學者都做了深入探討。

　　2.3　農村土地產權流轉問題。由于目前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沒有賦予農民處置、流轉土地的權利，同時又沒有建立起相應的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農民向城市的遷移。農民由于不愿放棄作為生存保障的土地，從而不愿永久遷移，阻滯了人口的自由流動。曾永昌(2001)[3]鄭凌云(2003)[4]等人都提出了這種觀點。

　　2.4　勞動生產率問題。葉裕民(2002)[5]稱之為“工業化的結構性弱質”，也就是輕重工業的技術結構不合理。一般而言，重工業是技術密集型，比較勞動生產率高。而我國卻違反常理地輕工業比較勞動生產率高于重工業，原因主要是外資與技術的注入使輕工業站在一個具有后發優勢的起點上。其結果則是應該技術進步的重工業沒有實現技術進步，應該大規模吸納勞動力的輕工業技術進步過快，沒有起到應有的吸納作用。

　　2.5　還有我國發展歷史上的戰略與認識的原因。王小魯與夏小林[6]指出，建國以來的很長時期，在“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的發展政策指導下，城市第三產業的發展被忽視和壓抑，使大部分城市變成了功能不全，結構失調的單純的工業基地。而1960～1970年代為備戰而實行的“山、散、洞”的“三線”工業建設布局政策，也使工業進一步遠離城市，失去了基礎設施的依托，又影響了城市發展。

　　上述觀點從不同角度探討和揭示了我國城市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的成因，有其說服力。當然，改革開放以來情況已發生了很多變化。目前我國的經濟已相當市場化，戶籍制度、用工制度、土地流轉制度以及人口遷移管理、產業發展政策等都與以往大不相同。

　　3　經濟發展對城市化拉動效用的邊際遞減原理

　　邊際效用遞減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可以證明，在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方面也存在著相通之處。

　　一國的城市化水平與經濟發展存在著相關的規律，這種規律突出地體現在城市化水平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著對數曲線關系。在1970～1980年代，錢納里[7]、周一星[8]等人都曾論證了這一點。筆者[9]也曾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即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發展水平的拉動作用是不一樣的;當經濟發展水平達到相當高度后，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下同)的進一步增長將不再導致城市化水平的持續顯著提高。圖1為根據1999年世界各國數據構筑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的對數關系模型曲線。

　　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大國而言，其內部的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水平的關系也是基本符合這一對數曲線關系的。對我國2000年各省城市化率與人均GDP進行相關分析，相關度較高，相關系數為0.941，在0.01水平上顯著，其關系曲線如圖2所示。

　　城市化率與人均GDP的一般關系曲線顯示，隨著人均GDP的增長，一國或地區的城市化率將逐步提高。然而這種帶動的作用隨著人均GDP水平的提高逐漸趨小。表現為曲線逐漸收斂，曲線上各點的斜率逐漸減小。

　　將單位人均GDP的變動對應的人口城市化率的變化(△ULR/△GDP即曲線上各點的斜率)作為衡量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邊際帶動作用，那么這種作用是遞減的。如圖3所示：經濟發展初期，單位人均GDP的增長對城市化的邊際帶動作用相對較大;而隨著經濟進一步發展，這種邊際帶動作用將逐漸減小，如圖3所示。

　　這是因為，在城市化的起飛階段，經濟增長的推動來自非農業部門的增量式擴張，人口轉移主要在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之間進行――以農業人口向工業人口與服務業人口的轉化為主，因而對城市化的帶動作用很大;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經濟增長的推動來自非農業部門內部分工的深化，科技和知識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大大提高，發展方式有了質的變化。在這一條件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對城市化的外延發展的帶動作用也就逐漸減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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