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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國的區域經濟差異與總體城市化水平

　　5.1　我國區域經濟差異的現實考量――中國區域經濟差異是否過大

　　如前所述，中國是一個區域經濟差異相對較大的大國，總體城市化水平相對于一般模型標準值來說也是有所滯后。在明確這一前提下，下面要著重探討的是中國的區域經濟差異與總體城市化水平滯后之間的具體關系。

　　首先，對區域分析的劃分單元進行界定。中國的地區存在著多種劃分方法，如：兩大區法――沿海、內陸地區;三大區法――東部、中部、西部;六大區法――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七大區法――遠西、北部腹地、南部腹地、中部腹地、中部核心、北部沿海、中部沿海、南部沿海;八大區法――黃河下游區、遼吉黑區、長江中下游區、東南沿海區、晉陜甘寧區、川黔滇區、蒙新區、青藏區;三十一區法――全部省級單位等。

　　筆者主要采取省級劃分方法。這是因為，一方面當區域劃分擴大時，真實區域差異的大小將會估計不足(進行大量合計時其中差額往往會被平均掉)。另一方面中國的每個省區已經非常之大，每省平均擁有4000余萬人口，比很多國家的總人口都大，其面積也很大。觀察單位高于省級行政區將導致忽視應該考慮的區域內部差異性。

　　在統計省區數據時還特別計算了在剔除京、津、滬三市后的指標變化[14]。而1990年重慶還未改為直轄市，為了數據的一致性，將2000年的重慶市與四川省合并計算[15

　　在此，首先需要討論的是中國的區域經濟差異是否過大的問題。以此作為進一步實證分析的前提和基礎。

　　中國一直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大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政府接手的是一個經濟畸形、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16]。府立意解決生產力與收入分配均衡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擁有強大財政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強有力地控制著資源配置的地理分布，投資政策明顯傾向于邊遠和落后地區。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今天，許多人相信，就全國以往的增長而言，在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的政策是以效率換來了平等[17];而自1978年開始，中國改變了政策導向，把重點從平等轉移到效益上來，加上經濟開放與市場化經濟改革，從此進入了中國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迅速增長。就絕對水平而言，所有地區的經濟條件都有所改善。不過，地區間的不平等卻進一步加深了。特別是在放權和財政包干等政策下，中央政府不僅在政策上允許區域的不平衡發展，而且中央政府對資源的實際配置能力也較從前大為下降。作統計分析，可對我國各省級行政區[18]間的經濟與城市化水平的發展差異有一個直觀的揭示(見圖6)。

　　在此，首先需要討論的是中國的區域經濟差異是否過大的問題。以此作為進一步實證分析的前提和基礎。

　　中國一直是一個發展不平衡的大國。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政府接手的是一個經濟畸形、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16]。府立意解決生產力與收入分配均衡問題。在毛澤東時代，擁有強大財政汲取能力的中央政府強有力地控制著資源配置的地理分布，投資政策明顯傾向于邊遠和落后地區。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今天，許多人相信，就全國以往的增長而言，在改革開放以前，毛澤東的政策是以效率換來了平等[17];而自1978年開始，中國改變了政策導向，把重點從平等轉移到效益上來，加上經濟開放與市場化經濟改革，從此進入了中國現代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迅速增長。就絕對水平而言，所有地區的經濟條件都有所改善。不過，地區間的不平等卻進一步加深了。特別是在放權和財政包干等政策下，中央政府不僅在政策上允許區域的不平衡發展，而且中央政府對資源的實際配置能力也較從前大為下降。作統計分析，可對我國各省級行政區[18]間的經濟與城市化水平的發展差異有一個直觀的揭示(見圖6)。

　　既然在一國的發展過程中區域經濟差異是不可避免的，并且還存在著不平衡增長學派的倒“U”型曲線假說，認為經濟發展必然經歷不平衡程度的先擴大再縮小的過程，那么我國現階段的區域經濟差異程度與其它國家相比是否過大呢[19]?從表3中世界各人口大國區域差距的國際比較情況可以看出，與所有其他國家歷史上差異最嚴重的時期相比，中國的區域差異都要大得多。即使剔除京、津、滬，中國的區域差異仍比其他多數國家大得多。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人口基數極大，德、意、英、日等許多國家的人口僅與中國的一個大省相當。而地區差異的衡量結果與尺度相關，合計水平越高，對差異的估計程度越低。可以說，上述的分析仍低估了中國的差異程度，因為指標是先在各省內進行平均后再進行比較的，因而中國的實際區域差異水平要較表3顯示的更大。

　　不僅我國區域經濟差異水平相對于世界上其它國家來說是相對過大，并且我國區域經濟差異還在擴大發展。并且引發了政治上的關注及中央政策的調整。

　　圖7與圖8表現了1978～2000年各地區人均GDP的標準差與變異系數的變化情況。可以看出，就經濟發展水平的絕對差異而言，各省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絕對差異是不斷擴大的。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的絕對差異是持續擴大的。只是初期擴大的速度相對較慢，1990年代以后擴大的速度加快了。由于人們對絕對差異的感受往往更為明顯，這種情況符合人們對區域差異的感性認識，也就是說我國的區域差異持續在擴大。

　　而就經濟發展水平的相對差異而言，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的加權相對差異經歷了先減小、后擴大、再減小的過程。也就是說在改革之初，相對而言落后地區比發達地區發展得快;而在1980年代后期以后，發達地區則發展得更快。并且統計數據還表明，后期加權相對差異的減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向發達地區的轉移，以及每個大區內部的趨同造成的。也就是說東部、中部、西部大區域各自內部的發展水平趨同了，但東、中、西部之間的差異并沒有減小。

　　5.2　各省級地區經濟增長對城市化水平的邊際帶動作用遞減

　　根據上述的分析結論，可以假定，相對發達的省級政區的經濟發展及人均GDP增長，對城市人口增長的邊際帶動作用相對較小。在此，引入一個“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邊際帶動作用指數”，它指一個地區在一段時間內新增的城鎮人口所對應的新增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單位為人/萬元。它反映著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對城鎮化的邊際帶動作用的大小。

　　表4反映了在1990～2000年的10年里，各省級政區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所帶來的城鎮人口的增長效果。

　　對代表經濟發展水平的2000年人均GDP指標與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邊際帶動作用指標進行相關分析，相關系數為-0.547，在0.01水平上顯著，相關度較高。兩者構成的散點狀況見圖9。

　　上述分析證明了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邊際作用遞減原理。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省級地區，1990～2000年間，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所帶來的城鎮人口的增加量越少。

　　而我國的經濟發展區域差異很大，發展主要集中于已經很發達的東部地區。在1990年2000年的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東部地區的貢獻分別占到了54%和59%，而其人口占全國的比重僅為41%與42%。由于經濟發展大量集中于已經較發達的地區，而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對城市化的邊際帶動作用已經趨小，從而就總體而言，導致我國的城市化水平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各省級政區內部的經濟發展差異過大也會對總體城市化水平產生滯后的影響，其原理應是與省級層面上的規律特征相一致的。我國的省區內部的二元經濟現象也很明顯，省級政區內部經濟發展差異對總體城市化水平的影響也是客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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