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進一步促成城與市的一體化。戰國年間干戈擾攘，“爭地以占，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為了守城，必須提高經濟上的防御能力，城的大小、人口多少、糧食貯備、財富積蓄以及城與市之間的遠近都關系到存與亡，故《墨子·雜守篇》云：“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眾，二不守也。人眾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蓄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時人認為，市對城的占守至關重要，《尉繚子·武議篇》說：“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又說：“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這些認識直接促成了城與市的結合。

　　一體化了的城與市，不再是單純的政治軍事據點，并且是商品流通的樞紐，開始具備了廣闊的社會經濟效果，成為兼具統治中心和經濟中心雙重功能的空間實體，“城市”的意義趨于完整了。

　　“城市”在特殊的戰爭環境下產生，其結構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某種目的下的清晰性與條理性。考古顯示，春秋戰國中原各國都城大都采用“城”、“郭”毗連結合或“城”、“郭”相套的布局方式，楊寬先生認為前種布局源自西周初期東都成周，是為了增強國都的力量。城集中了宮殿官署，是為宮城。郭則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業者的居住區，還有相當規模的市和手工業作坊，是經濟活動集中的地方。宮城的營建推行體現至高無上的君王權勢的禮制。郭的規劃要旨則在于保證生產經營活動的良好運作和治安秩序，方法是：

　　一、以職業身份組織居住。《管子·小匡篇》認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亂”。《管子·大匡篇》進一步明確：“凡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商近市”。

　　二、采用封閉式的里制，以防奸邪賊亂。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大體上都沿用這種里制。

　　市不僅是郭中商業活動集中的區域，而且由于“工商近市”，顯然又是郭的平面布局的一個重要的組織核心。根據現有文獻和考古資料，戰國時代開始出現有封閉結構的市區，并出臺整套的市場管理制度，開了中國古代集中封閉市制的先河。《秦律》的《金布律》即訂有多項的市制條款。賀業鉅先生認為，《周禮》中《司市》所述之市制，大概是以齊臨淄的市制為藍本的。

　　分析當時施行封閉市制的原因，可能是：

　　一、為公共場所，溝通內外，交連四方，關系到整個城市的安全;

　　二、市為商業活動的主渠道，交易秩序關系到經濟全局;

　　三、誠如《管子》所認為，市場具有特殊的調適功能，可用為治國的工具。其謂“市者，貨之準也”，是說市場是決定商品價格的場所。如果在市場上控制商品的價格，使商人“百利不得”，即得不到過高的利潤，那么“百利不得則百事治”，各項生產就都能搞好，“百事治則百用節”，各種需求也能得到調節。這樣，國家就治理好了。所以，“市者可以知治亂”，即通過市場可以透視出社會是安定還是紛亂。

　　此番市制在一定階段有利于城市商業的發展，它畢竟在開端的時候建立了一的游戲規則和場地，戰國眾多繁榮的商業都會不能說與市場的規范沒有一點關系。但必須看到，這種集中封閉的市制的建立本意不在促進商業的發展，而是出于安全的考慮，當然也有經濟利益方面的目的而實施的管理手段。到后來，隨著歷史的進程，它變得落后了，越來越不能適應商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但它為什么還能夠長久存在呢·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傳統社會的農業特性，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博大根深，商品經濟發展不力，沒有對它形成足夠強大的摧毀力。同時，在統治階級重農抑商政策開始凸現以后，它一直被官方所利用，通過有關市制條款的訂立，如具有濃厚賤商色彩的市籍制度等，體現其政策導向，為封建統治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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