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現代西方翻譯

　　西方翻譯的第六個大發展極端表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翻譯活動。二次大戰后，西方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生產得到發展，經濟逐漸恢復，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這是翻譯事業繁榮興旺的物質基礎。由于時代的演變，翻譯的特點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新時期的翻譯從范圍、規模、作用直至形式，都與過去任何時期大不相同，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首先是翻譯范圍的擴大。傳統的翻譯主要集中在文學、宗教作品的翻譯上，這個時期的翻譯則擴大到了其他領域，尤其是科技、商業領域。其次，翻譯的規模大大超過了以往。過去，翻譯主要是少數文豪巨匠的事業；而今，翻譯已成為一項專門的職業，不僅文學家、哲學家、神學家從事翻譯，而且還有一支力量雄厚、經過專門訓練的專業隊伍承擔著各式各樣的翻譯任務。再者，翻譯的作用也為以往所不可企及。特別是在聯合國和歐洲共同市場形成之后，西方各國之間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交流和交往日益頻繁、密切，所有這些交際活動都是通過翻譯進行的，因為翻譯在其間起著越來越大的實際作用。最后，翻譯事業發展的形式也有了很大變化和進步。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興辦高等翻譯教育，如法國、瑞士、比利時設有翻譯學校或學府，英、美、蘇等國在大學高年級開設翻譯班（Translation Workshop），以培養翻譯人員；（二）成立翻譯組織以聚集翻譯力量，最大的國際性組織有國際翻譯工作者聯合會（簡稱"國際譯聯"）以及國際筆譯、口譯協會和各國的譯協；（三）打破傳統方式，發展機器翻譯。這第三點實際上是新時期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自1946年英美學者首次討論用計算機做翻譯的可能性以來，翻譯機器的研制和運用經過近四十年的曲折歷程，已日益顯示出生命力。它是對幾千年來傳統的手工翻譯的挑戰，也是翻譯史上一次具有深遠意義的革命。目前，西方翻譯事業仍處于第六次高潮之中；今后向何處發展，第六次高潮會持續多久，眼下尚難預測。

　　二、西方譯論簡介

　　西方翻譯史的另一個側面是翻譯理論的發展。同其他的領域的活動一樣，翻譯并不依賴理論而存在，然而，翻譯的實踐總是引出理論并推動理論的進步，理論又反過來指導實踐，促進翻譯事業的發展。

　　西方最早的翻譯理論家是羅馬帝國時期的西塞羅。他首次把翻譯區分"作為解釋員"（ut interpres）和作為演說家（ut orator）的翻譯。西塞羅是從修辭學家、演說家的角度看待翻譯的。所謂"作為解釋員"的翻譯是指沒有創造性的翻譯，而所謂"作為演說家"的翻譯則是指具有創造性、可與原著媲美的翻譯。這樣，西塞羅便厘定了翻譯的兩種基本方法，從而開拓了翻譯理論和方法研究的園地。自西塞羅以來，西方翻譯理論史便圍繞著直譯與意譯、死譯與活譯、忠實與不忠實、準確（accuracy）與不準確（inaccuracy）的問題向前發展。

　　繼西塞羅之后，西方翻譯史擁有一大批優秀的翻譯理論家。他們在不同時期，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和觀點。在古代，除西塞羅的直譯和意譯的兩分法外，還有昆體良的"與原作競爭"和哲羅姆的"文學用意譯，《圣經》用直譯"之說；有奧古斯丁的《圣經》翻譯憑"上帝的感召"和他的有關語言符號理論。在中世紀, 有波伊提烏的寧要"內容準確"，不要"風格優雅"的直譯主張和譯者應當放棄主觀判斷權的客觀主義觀點；有但丁的"文學不可譯"論。在文藝復興時期，有伊拉斯莫的不屈從神學權威、《圣經》翻譯靠譯者的語言知識和路德的翻譯必須采用民眾語言的人文主義 觀點；有多雷的譯者必須理解原文內容、通曉兩種語言、避免逐字對譯、采用通俗形式、講究譯作風格的"翻譯五原則".在十七至十九世紀，有巴托的"作者是主人"（譯者是仆人）、譯文必須"不增不減不改"的準確翻譯理論；有德萊頓的"直譯"、"意譯"、"擬作"的翻譯三分法和翻譯是藝術的觀點；有泰特勒的優秀譯作的標準?quot;譯作應完全復寫出原作的思想、譯作的風格和手法應和原作屬于同一性質、譯作應具備原作所具備的通順"等翻譯三原則，有施萊爾馬赫的口譯和筆譯、文學翻譯與機械性翻譯的區分；有洪堡的語言決定世界觀和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理論；有阿諾德的"翻譯荷馬必須正確把握住荷馬特征"的觀點。在二十世紀，有費道羅夫的翻譯理論首先"需要從語言學方面來研究"、翻譯理論由翻譯史、翻譯總論和翻譯分論三部分組成的觀點；有雅克布遜的"語內翻譯"、"語際翻譯"、"符際翻譯"的三類別；有列維的"翻譯應為使讀者產生錯覺"、"翻譯是一種作決定的過程"和加切奇拉澤的"翻譯永遠是原作藝術現實的反映"、"文藝翻譯是一種藝術創作"的文學翻譯理論；有弗斯、卡特弗德的翻譯在于"語言環境對等"的語言學翻譯理論；有奈達的"等同的讀者反應"和"翻譯即交際"的理論。可以說，所有這些主要觀點都是構成西方翻譯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另一個側面說，西方翻譯理論有主要由兩條不同的線構成。一條是文藝學翻譯線。這是一條最古老的線，從泰倫斯等古代戲劇翻譯家一直延伸到現代翻譯理論家（捷克的）列維和（蘇聯的）加切奇拉澤。按照這條線，翻譯被認為是一種文學藝術，翻譯的重點是進行再創造。理論家們除不斷討論直譯和意譯、死譯與活譯的利弊外，對翻譯的目的和效果也進行了分析。他們強調尊重譯入語文化，講究譯文的風格和文學性，要求譯者具有天賦的文學才華。另一條線從古代的奧古斯丁延伸到二十世紀的結構語言學派，是語言學翻譯理論線。它把翻譯理論和語義、語法作用的分析緊密結合起來，從語言的使用技巧上論述翻譯，認為翻譯旨在產生一種與原文語義對等的譯文，并力求說明如何從詞匯和語法結構上產生這種語義上的對策。這兩條線都各有其偏頗之處。文藝學翻譯理論強調翻譯的目的和結果，從宏觀上強調譯文的藝術效果，不甚研究翻譯的實際過程和語言的使用技巧問題，也忽略非文藝作品的翻譯和文藝作品翻譯中的非創造功能。語言學翻譯理論的缺陷是，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學功能，忽略文藝作品的藝術再現，理論分析往往局限于單個的詞、句子或語法現象，而忽略話語結構這一更為廣泛的內容。直到最近十年來，隨著語言學和翻譯理論研究的深入，這種缺陷才開始有所修正。

　　從發展的趨勢看，語言學翻譯理論線已占據現代翻譯理論研究中的主導地位。理論家大都一致認為，翻譯屬于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應用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的研究范圍，是應用語言學和對比語言學的一個分支，與語義學有著密切關系，同時又與文藝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控制論、信息論等多種科學有關。必須看到，不論是文藝學翻譯理論還是語言學翻譯理論，它們乃是相輔相成的。翻譯既不是在所有時候都是創造性、文學性的，也不是在所有時候都只是傳遞客觀信息的。尤其重要的是，翻譯理論的研究必須與實踐緊密結合，以指導翻譯實踐、揭示翻譯活動的客觀的和內在的規律為其唯一的目的。否則，翻譯理論就會失去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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