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因分析
1. 環境保護政府投入的不足。由于我們國家以前將發展的任務重點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意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導致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不夠，投入不足。這就造成了政府對于環保的欠賬過多，環境治理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
2. 政府干預的失靈。在我國趕超式的經濟發展模式下，各級地方政府無論是從地方利益還是政治前途出發都會選擇經濟利益至上的戰略，甚至為此犧牲環境利益。原因很簡單，環境質量的改善通常要很長一段時間才可以顯現，而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更為直接和明顯。地方官員的任期通常比較短，在此前提下，忽視環境而發展經濟就成為地方政府的一種理性的選擇。再者，地方政府與其所轄的污染企業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使得地方政府往往維護企業的發展，在制定和執行污染控制任務時敷衍、搪塞；況且，環境質量具有很強的外溢效應，不僅表現在一個地區對公共環境的污染會損害相鄰地區的利益，而且一個地區政府治理本地區環境的好處肯定會被其他地區所獲得，這就削弱了地方進行環保投資的積極性。所以，這種政府負責環境治理與發展經濟的矛盾存在是導致我國環境污染惡化的一個重要原因。
3. 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方式粗放，能源資源消耗比較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
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經濟增長主要“依賴資源的高投入”來實現，為此，我們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上個世紀最后20年，我們以能源消費翻一番為支撐，實現了GDP翻兩番的目標。本世紀前20年是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可以預見，隨著經濟增速加快，能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的消耗將不斷增加，資源緊缺的問題將日益凸顯。但在現實生活中，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仍然比較突出。
4. 企業片面追求經濟增長。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將更多地從自身利益出發，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他們往往忽視或很少從長遠角度去考慮對環境和資源的影響，其后果是人們只關注于經濟增長的數字，卻往往忽略了背后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并且這種對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將污染問題轉嫁給了社會。另外，由于GDP和GNP的使用，使得經濟發展大多傾向于在數量上的增加和規模上的擴張，而不是人類生存質量的提高，從而導致了資源的盲目開采和浪費，以及環境的任意污染與破壞。
5. 企業認識上的誤區導致環境成本外化。有的企業認為，根據“經濟靠市場，環保靠政府”的原理，企業今后的任務就是參與市場競爭，創造經濟效益，而企業環境污染的防治工作應由政府承擔，污染防治費用由政府來承擔，污染防治費用由政府支出，所需的人力、物力也由政府安排。這種認識顯然是對“環保靠政府”的誤解。環境污染是企業對社會造成的一種社會成本，企業防治污染是把這種社會成本內在化的過程，是企業應盡的責任和義務。因此，防治環境污染的費用當然應該納入企業的生產預算之中。在這里，政府要發揮的作用，就是要通過行政的、教育的、經濟的手段促使企業執行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向企業推薦適宜的污染防治技術，幫助企業克服防治污染中遇到的困難等等，而不是開脫企業在保護環境上的責任，包辦應由企業承擔的支出。
6. 科學技術的不善利用。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科技可以造福人類也可以破壞自然。 目前，由于人們只注重科學所產生的經濟效益而不顧其社會效益，尤其不注意其環境效益。 使發展走上了一條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道路。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雖然為人類帶來了前所 未有的現代文明，但它同時極大地加強了人類對自然界的壓力。科學技術決不是萬能良藥。 它雖然可以解決饑餓、疾病、自然災害、能源短缺等問題，但對它的盲目濫用勢必導致損害 環境，浪費資源的惡果。正如《增長的極限》中世界三模型的結論所指出的那樣“如果在世 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方面按現在的趨勢繼續下去，這個行星上的極 限有朝一日將在一百年中發生。”
7. 人口問題對環保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國人口眾多，環境的資源壓力大，環境問題與人口有著密切的互為因果的聯系。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一定地理環境和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人口增長應有一個適當比例。人口問題與環境問題是當代中國發展面臨的重大挑戰，龐大的人口數量的快速增長，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對環境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可以這樣說，我國的人口問題是短時期內很難扭轉的最大社會問題之一，人口問題導致了我國資源的絕對短缺，因而往往出現了對資源的無節制開發的現象，這種現象伴隨著驚人的浪費，給我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
8. 環境立法的滯后。我國的環境立法大多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立法指導思想多少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兼顧環境保護，基本上是建立在適應計劃經濟體制要求的基礎上，90年代開始注重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但并未從根本上發生轉變。環境立法的指導思想由于受計劃經濟的影響而長期遵循“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原則，這一原則使環境立法只注重經驗性而忽視先導性，許多條款明顯滯后，甚至與現實脫節，使得市場經濟帶來的大量新情況、新問題、新措施無法可依。同時，我國環境法律制度創設時間短，且是在經濟社會轉型過程的不穩定因素大量存在的條件下產生的：一是尚未經過、也未有成熟的市場考驗；二是有些制度援引或借鑒西方法律體系的內容，很難在短時期完全吻合我國特定社會經濟的現實條件。
9. 環保部門執法監督職能不到位。在現行體制下，環保法律幾乎未授予環保部門任何直接強制執行權力，尤其是無工商、稅務等部門所擁有的查封、凍結、扣押、沒收、強制劃撥等手段，使得環保部門對層出不窮的違法行為常感力不從心或束手無策，難以有效地進行監督管理。環保部門只能通過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方式迫使不履行環保法律義務的相對人履行義務。在實際工作中，環保部門普遍感到缺乏必要的直接強制執行權力來保證執法的權威性、嚴肅性。這就決定了環保執法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呈現軟弱的狀態，它不僅影響了執法部門的執法積極性，降低了執法效率，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環境違法行為的滋生。
10. 公眾環保意識的缺乏。所謂環保意識，是指人們在認知環境狀況和了解環保規則的基礎上，根據自己的基本價值觀念而發生的參與環境保護的自覺性，它最終體現在有利于環境保護的行為上。目前我們國家的大多數人對于環境問題的客觀狀況缺乏一個清醒的認識，據調查，國民對于環境狀況的判斷大多是態度中庸，無敏感性，對許多根本性的環境問題缺少了解，甚至是根本不了解，而且還有相當一部分的社會公眾不愿意主動地去獲取環境知識。2000年“世界環境日”前后，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和教育部聯合進行的對全國公眾環境意識的調查報告得出的結果是，我國公眾的環境意識和知識水平還都處于較低的水平，環境道德較弱，我國公眾環境意識中具有很強的依賴政府型的特征，政府對于強化公眾環境意識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三、對策與措施
1. 充分認識環境保護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雖然我國環境保護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環境惡化的趨勢還沒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態系統功能下降，生物多樣性減少，外來有害物種入侵，削弱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水污染和水生態失衡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土地退化導致土地生產力下降，土壤污染影響農產品安全；礦產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導致一些地區生態破壞嚴重，地質災害頻發。人口增加和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環境保護的壓力越來越大。
2. 明確環境保護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目標。
（1）指導思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加快實現環境保護歷史性轉變為契機，加大執法力度，重點抓好自然生態系統保護與農村污染防治，嚴格控制資源開發建設活動造成的生態破壞，提高監督管理水平，維護自然生態系統功能，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堅實的生態安全保障。
（2）環境保護目標。到2010年，環境惡化趨勢得到基本遏制，部分地區生態環境質量有所改善。重點生態功能保護區的生態功能基本穩定，自然保護區、生態脆弱區的管理能力得到提高，生物多樣性銳減趨勢和物種遺傳資源的流失得到有效遏制，外來有害物種的入侵得到控制；基本摸清全國土壤環境污染狀況，農村污染防治力度不斷加大；環境保護法規體系進一步完善，執法能力進一步加強。到2020年，全國生態環境狀況明顯改善。
3. 加大環境保護的財政投入。無論是研制、引進節能技術，還是治理環境污染，都需要投入，早投入事半功倍，晚投入花費翻倍。要加大對高耗能的落后工藝、技術和設備改造升級的投入；把環境保護投入作為公共財政支出的重點，調整支出結構，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支持，保證環保投入增長幅度高于經濟增長速度。
4. 建立健全環境保護制度。我們要著手建立健全各項環境保護制度，保證資源、環境、發展保持協調前進。要落實環境保護責任制，建立科學的政府績效評估體系，將環境質量變化和環保工作作為黨政干部政績考核的內容之一。還應當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制度、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區域開發和保護政策制度、建設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公眾參與制度等。推進體制機制改革，要發揮價格杠桿作用，實施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的價格、財稅、投資政策。
（1）建立和完善科學的減排指標體系。改進統計方法，完善統計制度，著力做好重點污染源排污數據的統一采集、統一核定、統一公布。建立排污總量控制臺賬，及時掌握老污染削減和新污染增加動態變化情況，為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奠定基礎。
（2）建立和完善準確的減排監測體系。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縣(市)要分層次確定各自監測的重點污染源，并定期向社會公布。
（3）建立和完善嚴格的減排考核體系。把強化政府責任作為實現污染減排目標的關鍵環節，盡快出臺《“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考核辦法》；要配合有關部門建立問責制度，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同時，還要抓緊制訂出臺有利于污染減排的環境經濟政策，從國家宏觀戰略層面入手解決污染問題。
5. 加強環境法制建設。環保法制化和法治化建設是我國環境管理體制建設的中心環節，這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我國環境法制建設取得了新進展，主要體現在我國環境與資源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但由于受市場經濟發展的影響又不能根據經濟規律原則及時予以吸收，從而影響了環境保護的進程。另外，這些法律法規受過去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而顯得滯后，實施起來也就帶來諸多弊端。所以要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及時修訂有關法律、法規，加快環保立法速度，擴大法律覆蓋的范圍。只有這樣，環境保護工作才能在法律的配合或強制約束下取得更大的成就。
6. 加強組織領導和隊伍建設。地方各級環保部門要把生態保護工作納入重要議事日程，省級、市級環保部門要加強生態保護工作機構建設，縣級環保部門要有專人負責生態保護工作，推動鄉鎮設立兼職的生態環境監管人員。切實加強生態保護能力建設，繼續開展生態保護工作人員的業務培訓，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水平。
7. 開展生態環境監察，加大執法力度，切實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當前，要針對部分地方存在的地方保護主義、偷排和超標排污現象，進一步加大查處力度，堅決遏制違法排污現象的產生。依法加強對自然保護區、生態功能保護區、農村等區域及礦產資源開發、旅游開發、水利水電、交通等建設項目的生態保護執法力度，嚴查各種生態破壞案件和違法行為。深化生態環境監察試點工作，擴大試點范圍，充實試點內容，力爭在生態保護執法機制、建章立制和能力建設等方面有所突破，切實解決當地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
8. 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
（1）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把總量削減指標作為建設項目環評審批的前置條件，堅持“以新帶老”，新上建設項目不允許突破總量控制指標。采取“區域限批”措施，對超過總量控制指標的地區，暫停審批新增污染物排放總量的建設項目。
（2）加強重點行業建設項目環境管理。對紡織、汽車、電力、煤炭、鋼鐵、水泥、焦炭、鐵合金、電解鋁、電石等國家宏觀調控的十大行業，實行部門聯動，協同把好準入關。
（3）加強“三同時”管理，嚴把項目驗收關。對不履行“三同時”的，要立即責令停止生產；對試生產的企業，要重點檢查污染防治設施同步運行情況，對不正常運行的，要停止試生產，并責令限期改正，切實提高環評和“三同時”執行率。
9. 進一步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堅決關停不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和生產線。按照國家產業發展指導目錄的要求，加快淘汰污染嚴重的工業企業和落后的生產能力、工藝、設備與產品。加強新、改、擴建水污染項目的審批和監管工作，不得新上、轉移、生產和采用列入產業發展指導目錄內禁止的工藝和產品，凡已無環境容量的地方一律不批新增污染物排放負荷的企業。繼續推進化工等行業產業結構調整工作。對不能穩定達標的工業污染源進行全面治理。積極推進清潔生產，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綜合利用產業資源，走新型工業化道路。
10. 改變企業生產觀念，促進企業環境成本內化。傳統價值觀認為：環境沒有價值。于是企業為獲取額外利潤不愿意承擔外部不經濟的成本，這就造成了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退化。環境經濟學建立的環境價值評估給環境成本內在化提供了政策依據。環境成本內在化是將環境要素納入整個經濟系統要素中，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本質要求，在人與自然制衡統一生態觀的指導下，以技術和知識創新為動力，制度創新為核心，產業結構、居住方式、生活方式、經濟形態等為內容，本著近期“治理”，長期“構建”的戰略原則，將原工業經濟系統運行中形成的外部成本在新的生產運行系統、居住系統和生活方式中予以“內化”，使生產力在一個更加經濟的模式中持續發展。
11. 研究探索生態補償政策，拓寬生態保護資金渠道。研究流域上下游之間、資源開發與生態保護之間、自然保護區內外的生態補償途徑，研究建立遺傳資源獲取與惠益共享機制。各地要落實礦山生態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制度。積極協調發展改革和財政部門，編制和實施自然生態保護專項規劃，以規劃帶動項目，以項目爭取資金，將生態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12. 以實施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為龍頭，大力推進農村環境保護。各地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要盡快編制并實施農村小康環保行動計劃；加強農村飲用水源地的保護和監管，保障農民群眾飲水安全；重點治理農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推進村莊環境綜合整治；開展農業污染源調查，實施畜禽養殖污染治理，依法劃定禁養區，加大秸稈禁燒的執法檢查力度；加強農村環境基礎設施和環保監管能力建設，嚴格執行環境影響評價和“三同時”制度，防止城市和工業污染向農村轉移。
13. 加強生態保護科學技術研究，培養高科技環保產業。如果說科技的不善利用導致了一系列環境問題的話，那么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還得依靠科學技術。大力發展環保產業，其關鍵是技術和工業設備的研究開發。我們要積極推進以節能減排為主要目標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引導企業采用有利于節能環保的新設備、新工藝、新技術。加強資源綜合利用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節能環保產業。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下，促使環保產業的企事業單位加大科技投入，努力提高技術水平，加入到國際環保產業市場的競爭行列。只有這樣才能為社會生產提供豐富的環保產品和有力的技術支撐。
14. 廣泛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認真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和《生物安全議定書》等國際公約，維護國家環境與發展權益，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積極引進和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促進我國生態保護工作。
15. 加強生態保護宣傳教育，提高公眾的生態保護意識。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開展生態警示教育，廣泛宣傳和普及生態保護知識。同時，發揮輿論監督作用，表彰生態保護的先進典型，揭露和批評破壞生態的違法行為，公開環境信息，發動和鼓勵公眾參與環境管理，提高公眾在環境保護管理方面的參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