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各大城市的奇觀之一，就是常能在某些公園角落里看到年過半百的父母們張貼著自己子女的征婚啟示。這些年輕人的學歷背景、工作、收入、甚至長相，都相當不錯，只是都遲遲不肯、不愿或不能結婚。所謂“剩男剩女”早已成為受普遍關注的社會現象，關于這類話題的討論也一直熱度不減，但通常人們更多地是從個人生活的角度去考慮，因而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些晚婚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中產階級的一分子，“剩女”成為一種社會現象的時間也與中產階級在中國的興起同步，這并非巧合。

　　無論在哪個傳統社會，大齡不婚都是社會無法容忍的，有的社會(如古希臘)甚至會對這樣的人予以公開懲罰和羞辱;大批年輕人(尤其女性)自發地不愿結婚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事實上，這是現代化之后才在西歐率先出現的新現象。

　　全世界最先實現現代化的英國，也是最早受這一社會現象之苦的國家。傳統英國社會中的婚姻更多的是家族之間而非個人之間的事，絕大部分夫婦之間并無感情，往往是“他們過得非常不和諧但有許多小孩”(William Stout對1699年一樁婚姻的評論)。雖然變遷極為緩慢，但現代化進程給英國社會帶來了許多越來越明顯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人們對愛情的重視、個人意識的興起、識字率(尤其女性)的提升、以及伴隨著紡織業發展帶來的女性經濟獨立，這些事實上都是與中產階級經濟地位確立和價值觀形成分不開的。這種種變化如果分開來看大多都是積極的進步因素，但奇怪的是，其總和的結果卻造成了許多年輕人結婚生育的意愿下降。

　　在英國，到50歲還未結婚的女子所占比例，從16世紀的10%上升到一百年后的15%，再過一百多年則升至25%。這意味著每四個女性中就有一個幾乎終生未嫁，而即便出嫁者，其初婚年齡也在兩百年里推遲了三歲左右。按英國舊習俗，女子出嫁前要先織好床單、枕套等，因而“紡紗女”(spinster)一詞又有“未婚女性”的含義，到18世紀，該詞又有了“老處女”的意思，這固然是從原先的“未婚女性”延伸過來的;但也是因為當時大量紡織廠(紡織是工業化的最早行業)里出現了大量掙工資養活自己的女性，這些紡織女工(spinster)許多都遲遲不婚。經濟獨立事實上至關重要，終身未婚的簡?奧斯丁就曾說：“獨身女子常常對貧困有可怕的畏懼，這是人們贊同婚姻的最大理由。”

　　到18世紀初，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女性已成型，她們改變和提高了英國文化，大大增強了婚姻中的伴侶關系質素(體現為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要求：人們找尋的婚姻對象如今是一個Soul mate)，但終身不婚女性卻仍在日漸增加，也在歷史上首次變為嚴重問題。這第一批“剩女”的處境比其后輩同類艱難得多，有教養的老小姐在當時的英國社會受到無情的嘲諷，認為她們都脾氣乖戾而惡毒，單身女性被人(有時甚至被她們自己)視為一種“社會渣滓”。

　　同樣的情景，每當一個社會實現現代化并開始出現穩定的中產階級時，幾乎都會重演。曾有學者在研究了20世紀前期歐洲的人口普查資料后得出結論：以圣彼得堡和的里雅斯特為連線，以東部分的歐洲女性幾乎都會選擇結婚，且多在十幾歲時;而該線以西地區則有多達1/5的女性會選擇獨身終老，而且即便結婚也大多也會拖到二十多歲。后一種情形被稱為“歐羅巴婚姻模式”――但它其實并非西歐所特有，只是因為這一地區最早成為工業化社會罷了。在新西蘭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坎特伯雷大學最初五十年的歷史中，55%的女性畢業生都終生未婚，而即便是那些結了婚的女畢業生，其組建的家庭規模也很小。

　　因此，并不奇怪，在亞洲最先出現類似現象、如今仍深受其苦的，也正是率先追趕上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日本。日本傳統社會也推崇早婚，更沒有大量女性終身不婚的現象。但隨著戰后日本工業化的完成，中產階級興起(到1970年代初有所謂“一億總中流”，即全國一億人都成為中產階級的口號)，這一現象就如影隨形地越來越嚴重。1955年日本的單身家庭比例僅為3.4%，1975年升至13.6%，十年后增至17.5%。到1995年，日本年齡在25-29歲之間未婚者的比例，女性為48%而男性為67%，在東京等大城市，30歲來歲的女性有一半多都還未結婚，已婚者也遲遲不想生育：1997年，結婚四年的夫婦中40%沒有要孩子。雖然如今有些日本社會學家提出了“單身寄生時代”等概念，認為單身年輕人依賴家人，甚至“下流社會”的十二項特征之一就是男性33歲以上、女性30歲以上還不結婚，但單身問題在日本最初完全是中產階級現象。1990年代初還曾有一本備受年輕女性歡迎的雜志《羊角面包》(Croissant)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介紹三四十歲、既有人氣又成功的單身女性，引起了社會上對女性獨身的艷羨，被社會學家戲稱為“羊角面包綜合征”，有人認為正是對這一單身形象的贊美加重了日本的剩女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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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中國而言，這也完全是個新現象、新問題――也正因此，才使得那些還抱著傳統觀念的父母們焦慮不已。中國傳統價值觀是提倡早婚多子的，以至于為了實現人口計劃生育，國家還要在《婚姻法》里規定法定結婚年齡，反復提倡晚婚――但男性25周歲、女性23周歲的法定晚婚年齡，如今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看來，乃是不折不扣的早婚。社會學家許?光曾寫過，1972年時中國人對婚姻的看法普遍還較為傳統，當時一個中國女孩在回答一位西方訪問者關于未婚同居的問題時，反問道：“為什么要未婚同居?在美國，結婚那么困難嗎?”她不會料到，就在中國，一代人的時間后，結婚也變得相當困難了。

　　雖然如今許多社會輿論把“剩女”現象歸咎于當事人自己擇偶要求太高、或過分挑剔等性格缺陷(當然這也不是沒有，例如有年薪60萬的女性征婚，希望對方薪水也和自己的至少差不多)，但她們并不是世界史上第一批“剩女”，如果在幾乎每個社會完成現代化時都多多少少出現了類似的情形，那似乎就不能說是某些個人的原因了。如果說歷史上男性單身漢較多的社區常有各種緣故(外出經商者、移民、且光棍比例高的往往是較為貧困的地區)，那么“剩女”現象幾乎向來都是中產階級社會興起的一個可靠標志。事實也是如此：中國能明顯感受到中產階級的興起是在近十年間，而“剩女”也是到2007年才被教育部列為漢語新詞的。

　　一個社會中如果中產階級尚未成形、女性尚難以通過職業途徑獲得經濟地位(及隨之而來的自由獨立)，這種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而這種現象本身又意味著一系列長期條件已準備完成：如女性良好的受教育程度(否則就不能勝任工作，也就不能掙錢養活自己了)、她們對現代價值觀的接受、對配偶的看法變成主要是靈魂伴侶(因此也越來越難找到)、社會對這類現象的相對寬容。這些條件往往在大城市比農村更早準備好，因而幾乎在世界各地都是發達城市這類現象遠比欠發達地區嚴重。在農村是很少會有“剩女”的――前兩年有次去內蒙古旅行，在火車上和一個當地農民談及這一現象，他感到十分費解，連說“怪了怪了，俺們這里只有男的找不到老婆，女的不會嫁不出去”。

　　不僅絕大多數城市剩男剩女都是中產階級(以收入衡量往往還是中上層的中產階級)，他們的行為理念常具有典型的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特征，而且，他們的很多理念和趣味也正被相對欠發達地區的年輕人所效仿。在全國各地，鄉村地區結婚的年輕人大多都是在模仿流行的城市文化――從婚禮的著裝、程序和嫁妝里的現代器具都能看出：他們所希望自己過上的，正是一種城市中產階級的生活。農村姑娘在見過世面后，往往也萌生出追求自我實現和個人自由的強烈愿望，而不愿那么早早回家結婚生子。 (來源：壹理網www.xinli001.com)

　　鑒于這一心理趨勢還只剛剛呈現出它強大的慣性，我們大體可以想見未來中國社會將面臨更嚴重的“剩女問題”――雖然某種意義上它其實是個偽問題，因為將之視為一個“問題”，本身就表明了一種心理不適，這種看法未能充分意識到它和所有現象一樣具備的雙重性：它盡管是一個社會問題，但本身卻正是社會發展的結果;它或許使一些個人和家庭苦惱，但這又正是女性整體自我解放和自我實現所導致的。它不僅是原因，也是結果――并不是“為什么條件這么好卻嫁不出去”，而恰恰是因為女性整體上條件的提高，才導致了“嫁不出去”這一個別的后果。盡管第一代人或許會在社會雙重的壓力(既有開放的機會，又受傳統價值約束)下感受到痛苦，但這至少仍是一次公平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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