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溝中的張茵

　　就像地殼深處各種勢能的擠撞與奔突令大地突然裂開一道溝壑，中國商業社會前二三十年發展積攢下來的各種能量，相互糾結與沖撞，在某個時刻，在大企業與社會公眾之間也刻劃下一道深深的鴻溝。很不幸，張茵和玖龍紙業在無知無覺中剛好走到了這道鴻溝開裂處。

　　有兩個“無形契約”在消解、破裂。

　　一個是此前二十多年中國經濟神話所依賴的掠奪式利用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模式，基本上被包括商界人士在內的各方認為是絕不再可取的。所有從既往老路走來并且還在路徑信賴的大企業，必會遭到社會公眾與資本市場的雙重“拋售”。人們懷疑：大企業的利潤創造、股東收益增長是在跟員工和社會福利的提升同步嗎?

　　一個是“中國制造”國際形象受到貶抑。在2007年“毒大米”、“毒玩具”等負面消息爆發之前，大部分海外市場樂于不保留地接納物美價廉的中國輕工產品。當然，現在世界仍然樂于接納，但不管是國際品牌商還是海外消費者，都在實際運營中或輿論上，給“中國制造”提高了進入的門檻。事實上，關于“血汗工廠”、不環保的指責，最先就源于海外一些NGO組織。

　　前20多年創業的成功將中國“女首富”的桂冠一度戴在張茵頭上。張茵很惶恐，IPO讓她平添壓力。但她起初以為最大的壓力來自純商業方面：如何快速擴充產能、在成本加大的情況下保持利潤率，卻沒想到是在商業倫理上被絆住了腳，被斥為“點血成金”。張茵，一個生活在自信自我世界里又快人快語的女人，一時掉落于橫亙在企業家和公眾之間的“信任鴻溝”里。

　　大公司和社會公眾之間的“信任鴻溝”并不只在中國縱橫。美國社會，大企業與社會公眾間情感認知的對立，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運動時期都尖銳過;日本公眾也曾隨著日本企業走向海外而本土空心化而指斥――大公司股東利益的日益豐厚不等于日本民眾福祉的增加。商業氣候突變、企業家公眾形象不佳、某個思想潮流勃興，甚至一個謠言的流傳，都會加劇“信任鴻溝”。可惜的是，張茵在半年前，對這道“鴻溝”的認識與預知似乎還不夠真切。

　　最新的消息是，在四川汶川爆發了5.12大地震后次日，張茵即讓玖龍紙業認捐1000萬元，是在此次抗震減災捐款行動中行動最快的民營企業家之一。不過，很快又有相應說法，說她之所以反應那么快、也掏得不少，跟她急于洗刷“血汗工廠”的壞名聲有關。

　　“鴻溝”以何填平?

　　玖龍紙業辦公大廈頂層的擺設混雜著世俗與宗教的圖騰。走出電梯，迎面是朵大理石雕刻的白蓮，后面那間敞亮的董事長辦公室門前擺了兩個銅像，左面是關公，鐫刻著“千古之英”，右面是財神，銘文為“招財進寶。”而穿過一個隱密的拐角能發現布置精巧的佛堂，供奉著觀音菩薩和佛祖。

　　頂層的主人也混雜著多種氣質：爽朗、情緒化、精明與草根氣質。51歲的她個頭不高，背微弓，圓臉，短發，目光明亮，掛著無拘無束的笑容，說話在東北口音的普通話和廣東話之間切換。站在她王國的最高點向下俯瞰，東莞麻涌鎮盡收眼底。翠綠的香蕉林環抱著淡藍的廠房，“斯太爾”牌大卡車魚貫而行，一派大工業氣象，這里是全球紙板生產設備最集中的基地。

　　玖龍紙業(2689.HK)創始人、董事長張茵是個饒有意味的企業家樣本。2008年之前，她是迅速崛起的“女首富”、環保英雄。在男性主導的商業世界，她故事中蘊含的商業眼光、意志和力量令人印象深刻。但進入2008年，她突然成為一個完美的靶子，陷入一個又一個輿論漩渦。“提案門”一波未平，“血汗門”一波又起，媒體、公眾甚至部分員工都將她視作敵人，玖龍紙業被斥為“血汗工廠”，她的創富故事被重新解讀為“點血成金”。而資本市場投資者也“用腳投票”，表達他們對玖龍紙業公布的2007年中期業績的不滿，基金們的“洗倉”導致玖龍紙業股價于3月17日一日跌價40%!

　　從員工、公眾到投資者，張茵和玖龍紙業在半年內頓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成為眾矢之的。

　　張本人不是一個能高明自如、了無痕跡地把控自己喜怒情緒的人。在大部分時間里，她躲避著媒體的追逐，聲稱不愿卷入“口水仗”;而在《中國企業家》跟她的若干次照面、對話中，她卻每每忍不住、迅速地陷到激動、憤怒的狀態里。她認為現在中國社會的媒體與公眾心態都有點問題，“搞房地產的受質疑，偷稅漏稅的受質疑，我一個揀破爛出來的，還是在國外揀破爛出來的也受質疑?老是以‘富人’、‘窮人’這樣的語言，頭腦簡單地猛吵。”她有“受傷感”。何況輿論的指責傳導到玖龍的投資者、客戶處，給玖龍的經營運作帶來了直接的壓力――現實地來看，這是她最難承受和消化的。

　　但是在將玖龍評為“血汗工廠”的中國香港民間組織SACOM眼中，張茵與玖龍絕非真正的受損者。“近來港企經商環境艱難是事實，但改革開開放30年，農民工一直面對欠薪、工傷職業病、留守兒童等問題，現時因原材料和匯率上升造成的額外成本，沒有理由再要由農民工承擔。”SACOM負責人梁柏能博士在給《中國企業家》的郵件中寫道，“中國香港商人需要以科技和管理優勢去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非以反對中央政府勞工立法的方式，把成本轉嫁給農民工，從而使自己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攔路虎。”

　　如果時光倒退僅僅5年，企業家和勞動者及公眾間的“信任鴻溝”都不像今天這么巨大，雙方不會像今天這樣均有強烈的受挫感、被損害感。

　　對于張茵來說，這道“鴻溝”是從2007年底《勞動合同法》將要實施前，赫然陳列在她面前的。而其時她并不自知――當時玖龍暴露出來的麻煩，不過是在接下來半年時間里，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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