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實踐中，如何判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農村土地承包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二十四條中的“征地補償安置方案確定時已經具有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的人”，即涉及集體組織成員資格確認問題，因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事關農民的基本民事權利，屬于立法法第四十二條第二款(一)項規定的情形，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沒有作出立法解釋或出臺相關規定前，人民法院還不具備解決此類糾紛的的必要條件。故而房地產律師認為，對于土地征用補償費分配糾紛，凡涉及對集體組織成員資格有爭議或需要確認集體組織成員資格的，應由當事人申請鄉(鎮)人民政府或縣(市、區)人民政府農業行政主管部門先行確認，對此，國務院國發[2004]28號〈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根據土地補償費主要用于被征地農戶的原則，制定土地補償費在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分配辦法，這為鄉(鎮)或縣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門確認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提供了依據。人民法院則不宜直接對諸如“外嫁女”、離婚、喪偶女性、“空掛戶”等是否具有集體組織成員資格作出司法認定，因條件尚不具備，換言之，現人民法院直接對涉及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問題作出認定的具體法律依據不足。雖然我國《憲法》第五條、第十七條及《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十條第二款等都有保護公民合法財產權的原則性規定，但這不等于人民法院可以對農村集體組織成員資格問題直接作出認定。實踐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土地補償費分配權是民事財產糾紛，而不是政治民主權利問題，村民權利和村民待遇屬政治權利的范疇不是法院主管的范圍[①]，因此人民法院在判決中不能使用村民待遇和村民權利等詞句來進行認定裁判。

　　從實踐來看，人民法院對上述諸如“外嫁女”、離婚、喪偶女性、“空掛戶”等成員資格問題直接作出判定，負面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一是判定標準不一，易造成執法的不統一，同時容易引起當事人不服判定從而信訪申訴。二是司法判決認定往往與村民自治實際情況存有差距，易與村民自治發生沖突，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及鄉(鎮)人民政府對司法裁判抱怨與不滿，影響到農村和諧社會的創建。三是大量涉及陳年老賬的土地征用補償費分配糾紛涌向法院，既使得法院自身不堪負重，壓力很大，同時因牽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陳年分配方案，使得許多本已息事寧人的事務重提，影響社會安定。四是大量涉及村民小組集體經濟組織的案件判后難以執行兌現，又難以得到當地鄉(鎮)政府的配合與支持，當事人與法院兩邊不得好，影響法律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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