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機構生存原則之思考—以德國經驗為例

更新時間：2017-07-30 09:05:36 來源：環球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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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環球網校編輯為考生發布社會工作機構生存原則之思考—以德國經驗為例的新聞，為考生發布社會工作者考試的相關行業動態，希望大家認真學習和復習，預?？忌寄茼樌ㄟ^考試。社會工作機構生存原則之

　　【摘要】環球網校編輯為考生發布“社會工作機構生存原則之思考—以德國經驗為例”的新聞，為考生發布社會工作者考試的相關行業動態，希望大家認真學習和復習，預?？忌寄茼樌ㄟ^考試。社會工作機構生存原則之思考—以德國經驗為例的具體內容如下：

　　1.社會工作“助人與監督”的雙重功能

　　談及社會工作機構，首先需要澄清的是:社會工作不是慈善。慈善是一種“無償的給予”，這種給予包括物質和精神兩種層面，如物質性捐贈或雷鋒式幫助。因此慈善是一種非正式、非職業的個人、企業或社會自發行為。而社會工作是一種帶有“助人和監督”雙重功能的職業!社會工作機構則是從事這種職業的場所。助人是指社會工作者面向個人、家庭或某個群體提供社會服務，其目的不是單純的“捐贈或給予”，而是對服務對象進行能力建設、協助他們培養和提高獨自應對問題的能力、以確保其日常生活的順利進行;監督是指社會工作機構受國家委托、監督社會風險和不穩定因素、以確保社會安定和社會穩定。也就是說，社會工作機構在從事助人工作的同時，也在處理和應對各種沖突性、矛盾性、危機性問題和現象，因此具有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功能。從社會工作“助人和監督”的雙重功能來看，社會工作機構處于一種界于“個人、家庭、社會群體”和“國家”兩者之間的位置;社會工作既具有面對個體和家庭助人的公益性，也具有很強的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社會發展的社會功能。社會工作“助人與監督”的雙重功能，與慈善純粹單一的“公益性”是不能相提并論的!

　　2.國家與社會工作機構的關系:以德國經驗為例

　　縱觀全世界，國家與社會工作機構之間處于何種關系，取決于國家模式。依據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這三大社會思想體系，可以劃分三種不同類型的基本國家模式:自由經濟型國家、中央集中管理型國家和社會福利國家。比如德國是保守型福利國家，較強的國家性、“成文法”(歐洲大陸法系)的框架、社會福利市場經濟的思想、較高程度的社會立法，造就了其高度發達的社會政策/社會保障體系和高度職業化的社會工作體系;美國是自由經濟型國家，較弱的國家性、“判例法”(英美法系)的框架、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主導的思想、社會不公正的合理化、較強的社會性，造就了其僅局限于最低程度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以私立慈善組織和教會為主體的社會工作體系;中國轉型期的國家模式較為特別，是一種同時帶有“自由經濟型國家”和“福利國家”特征的“中央集中管理型國家”，但同時又保持中國自身特色。中國強大的“國家性”、“政府主導”特征、較弱的“社會性”使得第三部門的發展道路更適合于“以國家為本”的方向。從國家模式的角度看，中國與國家性較強的德國和歐洲大陸國家更具相似之處。那么，在國家與社會工作機構關系方面，德國有哪些經驗值得我們思考?

　　在德國，國家與社會工作機構之間的關系是以“輔助性原則”確立的。該原則含以下兩個層面:一，從個人到家庭到社會組織到國家的自我責任和義務;二，從國家到社會組織到家庭到個人的輔助責任與義務。它是指，自我責任和義務主要在于小社會單元，大社會單元的輔助責任只局限于“協助其恢復自助能力”，而不是“取代其能力”。該原則在德國《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中得以明確規定。“輔助性原則”和該法典確立了社會工作機構獲得國家資助的法律地位。因此，德國(非官方)社會工作機構的主要經濟來源是公共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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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對社會工作機構的資助分兩種:一，服務費用報銷:機構將服務費用在公立型機構報銷，如青少年事務局。但按照《社會法典》第八部/《兒童與青少年專業工作法》，該機構必須與青少年事務局簽訂以下協議:服務項目協議、服務費用協議、質量發展協議;二，國家補助:主要用于機構運行補助或一次性投資補助。除國家資助以外，德國社會工作機構其他的經濟來源主要分為兩種:一，服務對象直接付費。二，自籌資金:成員繳納的會費、捐款和捐物、遺贈物、(法院的)罰款、基金會資金、拍賣福利郵票和彩票的收入等。雖然主要由國家承擔經濟資助，但每個機構也需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1)自籌以上幾種形式的資金。(2)申請國家財政補助或資助。

　　德國這種“以國家資助為主、以自籌資金為輔”的經驗，非常具有代表性。它對中國的啟示是:堅持“以國家資助為主、以自我造血為輔”的原則，同時將兩者有機結合。但其前提是:必須清晰定位社會工作機構的功能、社工機構與國家的關系。

　　3. 社會工作機構的生存原則:“以國家資助為主、以自我造血為輔”

　　社會工作作為一種預防和應對社會問題的“職業”，決定了:社會工作機構首先要確保自身的生存，其次才可能發揮“助人和監督”的功能;社會工作機構不是一種純粹的慈善機構，它是一種協助國家完成各種社會任務、承擔各種社會職能的專業性機構，因而它與國家之間更應是一種合作關系。這種合作關系體現在:國家為社會工作機構提供經濟資助，機構受國家委托、完成“助人和監督”職能、預防和應對社會問題。

　　筆者推測，“社會工作機構自我造血”的提法可能主要來自盎格魯-薩克森國家,比如美國。在自由經濟型國家如美國，其國家性較弱(國家性并非指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而是指一個國家在保障公民基本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方面所承擔的責任義務和參與程度)，美國強調個人義務和責任，市場性和社會性較強。因此第三部門以市場為本、以私立領域的福利/慈善組織模式和自愿原則為主。換而言之，雖然美國的國家性較弱，但憑借強大的公民社會基礎、企業與個人的責任感和自愿捐贈行為，私立慈善組織有著巨大的存活空間和可能，第三部門能夠得以發展。

　　而在轉型期的中國，雖然也強調個人責任和家庭義務，但在國家所具有的強大“國家性”與較弱“社會性”之間形成巨大反差，第三部門較為薄弱。企業領域普遍缺失的經濟倫理與社會責任感使得第三部門在中國不具備以市場手段存活的基礎，因此，在沒有來自國家支持的情況下，第三部門的存活較為艱難、發展空間較為有限。由此可見，美國式的第三部門發展道路(即以市場為本、以私立福利/慈善組織模式和自愿原則為主)源于其自身國家模式的特點以及國家、社會、個人三者所處的關系狀態，從發展方向上，美國第三部門的發展模式并不是適合中國的國家模式特點和第三部門實際現狀。

　　當然，社會工作機構的經濟來源應該是多樣化的，但國家資助應占主導，“自我造血”的途徑只能作為輔助形式，比如依靠企業捐贈或贊助、個人捐贈、服務對象繳費等。在中國，如果單單依靠社會工作機構“自我造血”，其結果很容易預見:無法實現持續性發展，社會工作機構不得不走向“營利”、自顧不暇、偏離公益性、更談不上“社會工作專業性”。

　　因此，有一點是非常確定的:在中國，社會工作機構的經濟生存和持續發展，必須遵循“以國家資助為主、以自我造血為輔”的原則。當然，在此基礎上可以探討:如何通過立法或政策措施，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鼓勵社會工作機構經濟來源多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