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整個高等教育的很多荒謬來源于高等教育的體制問題”，在剛剛舉行的《深入推進教育公平》2008版教育藍皮書新書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青年教授、教育問題老師熊丙奇結合近年來，尤其是2007年發生的相關教育事件，針對高校行政化問題做了主題發言。
 
大學成了“一級政府”“官”多導致管理效率降低 辦學成本增大
 
“高校行政化首先表現在爭相提高高校級別上。”熊丙奇說。
 
上世紀90年代，高校的行政級別只有兩類，一類是正廳級，主要是本科院校，一類是副廳級，主要是高職高專。
 
本世紀初開始，出現了“副部級高校”，當時的第一批副部級高校是9所，總共涉及到18個部級官員，到現在已經有43所副部級高校，同時產生了86位高校中的副省級干部。
 
高校的行政級別上升之后，高校也開始向“一級政府”方向發展。
 
“我計算過”，熊丙奇說，“一所大學大概有處長、副處長150名左右，副處級干部30人左右，科級干部大概有1000人”，由此高校出現了“校級干部一走廊、處級干部一禮堂、科級干部一操場”的現象。“官”太多了，于是“校長干處長的活，處長干科長的活”，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極低。
 
高校成了“一級政府”，必然出現問題。首先是偏離大學的辦學目標。熊丙奇說，大學不是單純地辦學，而是在辦政府。行政思維辦校，必將導致高校追求近期業績，注重外延發展，忽視內涵建設等問題。
 
目前高校大多以校園占地規模、標志性建筑、學生規模、學科覆蓋面、院士數、博士點數、經費數、論文數、專利數，作為評價學校“實力”的重要指標，“為了達到這些目標，學校不惜貸款圈地蓋樓、建豪華校門、盲目擴大學校規模”，熊丙奇說，目前我國高校中擁有5000畝校園的大學已經不止10所，而高校的貸款總額已經超過了2000億元。
 
除此之外，擁有龐大的行政管理隊伍也必然造成巨大的行政開支，僅薪酬一項，“以每位行政工作人員年平均工資3萬元計，就將花費1000多萬元”，由此導致辦學成本的提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進了“985”校長書記就官升一級 中國大學校長的平均任期為4.1年
 
學校成了“一級政府”，學校領導必然成為行政官員。
 
“現在一些‘211工程’院校力求進入‘985高校’行列，另一些學校則在努力地‘專升本’，他們的動力，除了為學校獲得更多的資源外，便是書記、校長官升一級”，熊丙奇說，“我在多個場合中聽到黨委書記對校長說‘我的話很重要，因為我是副部長級干部’。一個校長是這樣的身份，大學里不可能有學術自主，更不可能說校長是幫我們這些教授搬凳子的”――校長是官員而不是為廣大教職工服務的。
 
隨著高校行政級別的提高，高校領導的官員意識也在增強，有些校領導甚至把高校的領導崗位當作“官升一級的臺階”和“個人仕途的驛站”，所以他們常常在高校領導崗位和政府行政管理部門之間頻繁更換工作崗位，以謀求更好的仕途發展。
 
熊教授介紹了200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大學校長素質研究”課題組對1792所高校校長進行的調查。該調查顯示，我國大學校長的平均任期為4.1年，其中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等8所著名研究型大學的調查發現，這些學校校長的任期平均為5.9年；而美國同類大學的校長任期為12.2年。
 
熊教授指出，對一所大學來說，頻繁更換校長容易導致校長在辦學過程中不思進取或出現急躁、冒進的短視行為；也可能因為辦學理念得不到繼任者的認同，致使工作難以延續。“相對較低的平均年齡加上較短的任期，說明我國大學校長往往在年富力強的黃金時期就離開了崗位。這對大學和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都是一種人力資源上的浪費”。
 
“空降部隊”強化了高校行政化 高校的公信力在持續下降
 
熊丙奇教授展示了一張自己繪制的圖表，表上列舉了11所“985高校”的現任領導任命前的職務，22名黨政一把手中曾經在政府部門任職的有11人，占50%，可見，有些高校領導的任命只考慮行政級別而不是教育專業背景和管理能力。
 
隨著高校行政化的程度越來越高，高校“空降部隊”的數量也出現了增長勢頭，而“空降部隊”的增多反過來又致使高校行政氣氛更加濃郁。
 
政府對高校的管理被強化了。同時，高校的行政權力也遠遠超過“學術權力”成為高校中的“獨大”。“大學里面所有的決策基本都通過黨委常委會以及校長辦公會解決”，熊丙奇說，雖然高校里也有“教師會”、“學術委員會”等，但是這些“學術機構”的人員構成，往往由行政領導兼任或指派，他們的活動也是應黨委常委會、書記辦公會、校長辦公會“要求”而進行的，不過是行政活動的延續和修飾。
 
“所以，近年來高校內部的民主管理風氣日趨淡漠，教授與院長、學校領導的沖突加劇，招生腐敗、學術腐敗、財務腐敗等教育腐敗問題日益嚴重，高校的公信力持續下降”，熊丙奇說。
 
五條改革建議破解高校行政化弊端
 
“由于高校領導的選拔權、任命權、考核權、評價權集中在上級主管部門手中，因此在辦學過程中，高校領導很難做到不唯上是從，主要按照政府部門的文件、指令辦學，造成大學“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和個性，很難真正體現學校的歷史和文化以及教師和學生的意志。”
 
目前高校愈演愈烈的行政化問題如何解決？熊丙奇認為，推動以行政管理改革為核心的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是破解當前高校行政化弊端的必然選擇。為此，他提出了五點改革建議。
 
首先恢復高校的自治性。“政府轉變職能，改變對高等學校的直接管理，打破高校與政府的行政隸屬關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關系”。
 
其次是實行大學校長的遴選制度和校長職業化，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門、社會賢達、知名校友、學校教授等共同組成的遴選委員會，制定校長標準，面向社會公開征選，確定人選后由理事會報教育部任命。校長一旦被任命，就應是一個全職校長，退出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這不僅是為了保證高等學校的正常運行，也是為了避免行政權力對學術的干擾和影響。
 
再有，精簡高校的領導人數和管理機構。高等學校可參照省級領導干部配置“一正二副”的經驗，將領導班子人數控制在6~7人的規模。
 
還要建立大學理事會進行戰略決策，為避免權利過于集中在個人手中，除了減少領導班子人數外，需要改變高校的治理結構，成立學校理事會，對學校戰略發展進行決策。
 
最后，高校要實行學術本位的管理。“幾年前我國曾經實行了長江學者制度”，熊教授介紹，其中一個要求就是長江學者不能擔任行政職務，但是這些年很多長江學者紛紛主動要求成為行政干部，因為如果沒有行政職務，他們很難調配學術資源，“所以，我們只有把這種行政配置資源的模式改為以學術為資源配置方式，才能讓我們的教授真正安心全力地做自己的學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