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夢幻城市容易，建造鮮活城市則煞費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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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時光和新城市的矛盾
美國規劃“教母”簡?雅各布曾講過這么一個故事，五六十年代的紐約經歷過一次大規模的城市更新，一些大人物跑去看綠草坪，說，多美妙啊，現在窮人也有這一切了。
但事實卻是，窮人們認為：“他們推倒了我們的房子，把我們趕到別的地方。在這兒我們沒有一個喝咖啡或看報紙或借五美分的地方。沒有人關心我們需要什么。”很多時候，建造者和規劃者總在俯瞰這座城市，卻忽視了它真實的秩序。
但無可避免地，中國大多數城市都隨著印鈔機開足馬力，像吃了發酵粉一般地長出各種造型奇異、沖入云霄的建筑。就如規劃學者王世福所說，不久的將來，中國會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不管中國怎樣批判現實問題，但城市狀態實實在在成為中國多數人的狀態。
老時光和新城市的矛盾，或許是所有城市成長中必須面對的一段宿命，學界、建造者、執政者、市民的語境也往往相互對峙。
那么我們讓他們來一次正面交鋒。
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
這一次的契機是廣州一個文藝勝地“紅專廠”的去留，這個脫胎于50年代廠房的園區，因為紅瓦磚墻的舊日記憶和藝術家的進駐，成為了市民休閑的好去處。然而，近期有關它將讓位于廣州金融城的消息激起了各界意見。
每一種思維都有現實的落腳點，社科界學者曾德雄將其歸結為“由G D P焦慮引發的文化讓位給經濟現象”，但城市規劃者馬向明卻反駁城市實際上是被更龐大的一個網絡決定的，即使歐美國家，也會規劃城市核心區和非核心區的產業功能。而這種說法，又很快被設計師龐偉所否定，因為城市生長有它自己的生態體系，文化的形成則很大程度上靠自發生長形成，并不是說規劃放在哪里，產業便能生根成活。
我們經常說“國民性”，但實際上真正形成我們的個性的是城市，上海的洋務與精明，廣州的務實與商業化，紐約客、倫敦腔……個性鮮明的城市，才會產生個性鮮明的性格。歷史傳奇、社交樂趣、街角社會、商業人文，城市塑造了我們，而我們需要什么樣的城市?未來，南方都市報將與羊城設計聯盟持續召集社會各界，讓城市發展融入各種思維和聲音。
采寫：南都記者 劉燁
觀點分享
《新周刊》總主筆閆肖峰：
有趣的人在哪里，
哪里就會興旺發達
城市是誰的?現在看，不是“市長的城市”就是“市場的城市”，而沒有大眾的城市概念。這里有一個非常尖銳的取舍，到底城市是應該“光鮮亮麗”還是“亂七八糟”，如果兩害相權，我寧可取“亂七八糟”。
城市社會學中的“芝加哥學派”認為城市就是一個池塘，里面各種各樣的生物都有生存的空間和位置，也有發言的位置，這樣自然生長出來的城市是有活力的城市。城市社會學還把國際化的標準社區定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在格林威治村里面，在同一個時空里，野心家和落魄者、金融家和要飯的、博士學者和藝術家同時出現，各種人：有意思的、有野心的、沒有野心的，都可以在“池塘”的某一個位置找到生存的點。這實際上就是進化論，當這個環境里不知道哪種生物會生長出來的時候，應該給每一種生物留下生長的空間，而不是因為你偏向什么生物就把其它的生物都剿滅，那這個池塘就沒有活力了。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學院城市規劃系主任王世福：
中國必須高效率增長，
否則未來不堪想象
中國城市化水平達到50%的時間點，雖然有水分，但是和世界的50%同步。按照我們的預判，未來中國城市化的“60%”很有可能和全球60%基本同步，再往更高階段，假設按照正常的城市化路徑，中國會快于全球的城市化水平。
這個數字游戲告訴我們，不管中國怎樣批判農民工的問題，是半城市化也好、偽城市化也好，但城市狀態實實在在成為大部分中國人或者說多數人的狀態，即使是農民以及在農村沒有辦法出來的空心村村民，其中的人依然向往城市狀態。
但問題是我們的資源是極度稀缺的，中國未來城市發展面臨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大家必須實現高效率增長，否則未來不堪想象。美國模式絕對不適合中國――― 人地關系不一樣;歐洲模式也不適合――― 我們不可能戰爭或者殖民，去轉移消耗和收益這一部分。
而在城市更新、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保護好保護主義情結，要慎用和善用這種手段，才能使城市得到真正的發展。
廣東省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總規劃師馬向明：
城市是一個龐大的網絡，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看起來是少數的政治家決定城市，其實城市是被更龐大的一個網絡決定的，無論誰在這種大趨勢、全球化的格局下，力量都是有限的。城市更新的問題是需要時間和機制解決的。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倫敦的道克蘭區原來是一個碼頭區，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就衰落了―――因為船變大了，進不了原來的碼頭區。從1971年英國政府第一次提出道克蘭區的更新，到1981年成立開發區，整整耗費了10年時間制訂各種計劃。
為了確保城市更新的系統性，英國在1981年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公司，區域內劃定了企業區，進入可以免物業稅，還有中央政府有專門的資金推動，因為如果靠單一的土地開發手段是很難達到目標的。為了達到轉型，第一是土地的獲取，第二是交通環境的改善―――所以做了一條輕軌，第三是環境的改善。
這種更新下，該區域一定是一個綜合的區，有商務也有居住，不同的區，記憶歷史是用不同的辦法，中央商務區用原來碼頭的水網格局記憶歷史，居住區和公共空間保留原來的建筑。
廣州土人景觀顧問有限公司首席設計師龐偉：
好的城市要為少數人留下充分地盤
“多數人”在政治上可能是正確的，比如說選舉選出了一個總統。但是文化上“多數人”經常是錯的。今天少數人常常活得不容易，尤其說到“一小撮人”時―――你千萬不能成為“一小撮人”，不然就非常危險，幾乎是人類的敵人了。可實際上多少有意義的事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哥白尼屬于“一小撮人”，埃菲爾鐵塔、法國盧浮宮前的“金字塔”都是“一小撮人”干出來的，這種事情太多了。
所以，多數人的城市―――或者說“好的多數人的城市”是為少數人的權力留下充分地盤的，是包容、多元的。
就以廣州而言，比起農民運動講習所，比起黃埔軍校，當代的廣州建設更加難能可貴，所以我旗幟鮮明地認為，我們多一點包容，多一點呵護，多一點為少數人尊嚴、工作考慮的價值取向。我們警惕多數人，多數人不是做天文學研究，也不是在推演精神生活，他們是在打麻將，沒有必要把多數人的文化取向抬得非常高。
《南都周刊》執行主編許慶亮：
以發展為主導，將把下一代養成暴發戶
在中國，市委書記和房地產商決定怎樣發展，城市就會按照他們的模式發展。中國的整個三線城市基本都是復制粘貼，每個城市的個性都被磨平了，成了高樓大廈堆砌的、沒有個人精神氣質的城市。
這么多年，我經常和北京、上海以及其它城市的朋友溝通，廣州有什么好?最后慢慢歸結為一點：廣州離北京遠，離中國香港近，遠離權力中心，有相對的政策上的自由度和寬容度;離中國香港近，則便于形成相對自由的、高度發展的市民文化。
對于一個城市來說，決定性的東西不是硬件，而是這個城市的人組合起來的精神氣質。一個城市難道只有拆和建，只有不斷創造GDP才是發展唯一的路徑嗎?我們能不能讓更多的人有藝術熏陶，能夠接受更有價值引導的東西，我們沉淪世界的每一個舉動，都會在每一個幼小的心靈上投射一個印記。如果是以發展利益價值主導城市的規劃發展，我們對下一代的培育是不是就是在把他們往暴發戶的方向推?
廣東保利地產董事長余英：
規劃應該由學者、老師決策
1992年我在規劃局，檢討珠江新城規劃的時候，經常挨領導罵，說你們規劃局這些人、什么規劃師啊你們懂規劃嗎，廣州珠江新城又不是北京、上海，要那么多辦公樓干嘛啊?多建點住宅嘛。我們就在1992年珠江新城規劃檢討時加了一些住宅。前兩年又聽領導說，你們這幫規劃局的老師真是沒有前瞻性，你看珠江新城建這么多住宅，廣州現在已經是中國第三城了，趕緊把珠江新城東擴，把員村都拆了，多建寫字樓。
我說這個例子，主要是說廣州應該由真正的老師、學者決策，而不是官員決策，可能對我們更加理性的分析有利。我認為現在廣州市的一些西關大屋、包括一些質量好的工廠，可能比其他建筑更加值得保護。
廣州市社會科學院哲文所所長曾德雄：
官員都面臨“G D P焦慮”
廣州最近一直在討論紅專廠去留問題，不能說我們的官員沒有人文情懷，但是他們也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G D P的焦慮”，很多領導一講話都是危機意識，說廣州明年要被天津趕上了，我們的“老三”地位要不保。
因此，在廣州天河容納像紅專廠這樣的地方給藝術家做創意，是不現實的。我的觀點是，最好是保留一兩棟典型性建筑，同時金融城里留出一點地方，給藝術家繼續創作。保留紅專廠實際上是一個文化風向標的問題，更多體現城市對文化的態度，這個就比較重要了，如果一個城市對文化這樣一種態度，那這個城市是沒有聲譽的，文化具有“道義的正當性”。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紅專廠，但是聽說要拆了，好多人都去，大家關注的其實是一種文化，大家關注的是在這樣一種現代化不可阻擋的城市化過程中，自己的精神家園如何安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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