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量計算原則標準化的路徑依賴三$lesson$

　　4.工程量計算的兩種編制原則

　　因此，在解決社會管理成本問題的同時，《計價規范》也必須面對編制原則的選擇。這種選擇使得它在使用工程量清單產生市場價值上沒有國外走得那麼遠。

　　最明顯的是，它在計算工程量時使用了實體/非實體而非可計算/不可計算這一條原則。當后者指向一種全面市場預期虛擬化的時候，前者只能是有限度的。同時，由于《計價規范》缺乏系列式合同文本的輔助，它也只能指向單一的合同文本，即圖紙包干合同――一般被公認為會提高標價的合同，最終提高了社會平均成本。

　　《計價規范》中的幾個例子都可以顯示實體/非實體編制原則的局限性：

　　1)基礎土方是非實體工程，但仍在《計價規范》中計算，且計算中還考慮各種土壤因素。

　　2)模板工程是非實體工程，《計價規范》不予計算，但按照混凝土的接觸面，這部分是可以計算的。

　　3)護坡工程一般都是帶設計的專業分包隊伍承擔的，且可用圖紙說明，但卻作為非實體工程不予計算。

　　如果按照國外“圖紙發生”而非“現場發生”的概念來處理這幾個問題，則市場預期虛擬化可以走得更遠，而不必因為施工方案的改變而在簽約后要對市場風險進行第二次或第三次劃分，維持了合同的不可分割性和一致性。

　　沒有多元化的合同在技術和經濟之間發揮緩沖作用，建設資金的使用也無法藉著BOT、或EPC承發包方式將技術和經濟捆綁式使用。例如在EPC中，工程量計算原則必須配合30%，60%和90%圖紙深度進行滾動式的估算;此外，工程量計算原則也要與合同包的劃分相對應，而圖紙劃分比現場劃分具備更強的操作性，種種這些新的承發包方式對工程量計算原則的要求，無非是加強建筑業定價系統的效率，使之對供求關系產生更快速的反應。對于業主來說，就是改善他的議價能力和預控變更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規范+定額標準+市場價格”的工程量計算規則就面臨相當的局限性。

　　5.結論

　　當中國建筑業被迅速地改造成服務業的時候，如果它輸出的只是工程承包或勞務合作的話，則它只能被限制在房地產業鏈條的末端賺取利潤;而《計價規范》也只能對中國承包商在國內和國外市場起著一種保護性的作用，因為它積累的龐大的消耗量的數據庫使它得以讓政府和企業都找到共同的“成本”。但隨著中國產業升級，走到一個需要輸出資本的階段的時候，《計價規范》的路徑依賴必然會產生變化，需要從實體/非實體走到可計算/不司計算的原則上來。因為在工程量計算原則標準化要求的條件下，不可計算的市場風險，才是競爭的榜心部分，也是擴大市場作用的切入點。

　　(注1)：美國商務部對市場經濟有六個法定要求[19U.S.C--1677(18)]：一是貨幣的可兌換程度;二是勞資雙方進行工資談判的自由程度;三是設立合資企業或外資企業的自由程度;四是政府對生產方式的所有和控制程度;五是政府對資源分配、企業的產出和價格決策的控制程度，要求該產業的產品數量和價格決策沒有政府介入，所有重要的產品投入都是以市場價格支付的;六是商業部認為合適的其他判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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