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拆遷財產權得到空前尊重，但僅有程序正義還遠遠不夠轉自環 球 網 校edu24ol.com $lesson$

　　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農民張建華剛搬進裝修一新的拆遷安置房，并買了一輛帕薩特轎車，還打算帶妻子乘飛機到云南旅游。

　　“對于我來說，似乎一夜之間，就不用為錢發愁了。”他有些興奮地說，“當拿到幾百萬拆遷補償款時，我第一次感覺到，錢僅僅是個數字，但卻可以讓一個人活得更體面。”因為拆遷，他與全村大部分農民的命運發生了巨變，從農民轉身為市民，且一躍為富人。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像張建華這樣生活在北京一些城中村及農村的農民，因拆遷而一夜驟富，他們或領取了政府的巨額征地補償款，或因擁有多套房產，從而躋身富人行列。

　　因富裕來得太快和太容易，許多轉型農民的傳統生活方式和社會價值觀念受到了極大沖擊，少數人還過起了游手好閑、斗富比奢的日子。

　　“目前有些‘拆遷富翁’的身份，雖然已是市民，但并沒有完成向市民的轉型。”北京石油化工學院社會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先鋒教授認為，如何引導農民合理使用和打理好拆遷款，如何使他們能真正融入城市、適應城市的生活，成為政府亟待解決的重大社會問題。

　　庶民的勝利：拆遷造富可望可即

　　近年北京城市化進程非常快，大量城鄉接合部及郊區縣村莊的消失速度，被轟鳴的推土機不斷刷新。

　　以大興區為例，2009年，大興區共拆遷33個村，涉及轉非勞動力7000余人。2010年預計拆遷64個村，涉及轉非勞動力2.3萬人。

　　另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朝陽區將有45個村拆遷，涉及4.67萬農民，海淀區將有20個村拆遷，懷柔將有3個城中村拆遷，昌平至少30個村拆遷，等等。

　　“拆遷富翁”聚居地隨之興起。如朝陽區的大望京，通州區的梨園鎮、張家灣鎮，大興區的黃村鎮、西紅門鎮、舊宮鎮、瀛海鎮、亦莊，平谷區的王辛莊鎮，門頭溝區的永定鎮，等等。

　　據北京市大興區西紅門鎮副鎮長白艷英介紹，根據占地時間、所處區域、參照政策、拆遷主體以及宅基地面積、家庭人口、房屋數量等等因素的差異，每個拆遷戶得到的補償款并不相同。

　　“有些農民拆遷可得到幾套回遷房，有的還多出1至2套用于出租或出售，不用工作就有收入。對于他們來說，這筆收入也非常可觀。”白艷英說，“一般來說，這些家庭至少會有十幾或幾十萬存款。”

　　以一戶普通農戶為例，有三分地的宅基地，如果執行新的補償標準，該戶家庭除了可得到兩三套回遷樓房外，另有四五十萬元的拆遷補償款。要是執行六七年前的拆遷政策，則只有二三十萬元。

　　“在高房價時代，出現‘拆遷富翁’不足為奇。”北京市朝陽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員說，有些地方政府不愿看到拆遷引發群體性事件，甚至出現上訪、自戕等極端事件及其帶來的高昂社會成本，所以出手比較“大方”。

　　多位受訪老師認為，“拆遷富翁”的出現是權利對等博弈的結果，說明了農民維權意識在不斷增強，也有了與地方政府或開發商談判的能力。同時，也表明了有些地方政府或開發商摒棄了強拆思維，學會了對市場和公民財產權的尊重，使拆遷方式與定價方式漸漸合乎程序、正義的共識。

　　但也有老師認為，農民因拆遷一夜驟富的現象極不正常。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周孝正教授認為：“有些地方為拆遷補償不到位而發生暴力拆遷事件，而有些地方卻能使農民一夜驟富，這說明政府在依法行政方面存在一些弊端，尤其在拆遷補償上缺乏全國的科學統籌。”

　　失衡的生活：沖動消費潛伏返貧危機轉自環 球 網 校edu24ol.com

　　在北京市大興區黃村鎮的一個新建拆遷安置小區，停滿了一輛輛嶄新的小轎車，其中不乏高檔名牌車。

　　剛搬來不久的居民張大爺說，因為拆遷，他得到200多萬元補償，最多的人家達800萬元。

　　得到巨額拆遷補償款后，很多人盤算著如何花錢。居民王先生說：“我想買輛好車。好車的標準是價格應在20萬元以上，降低點兒要求，至少也要在15萬元，低于這個標準就掉份兒了。”

　　也有人買好車不僅僅是為了顯擺。黑車司機黃遙在北京市朝陽區大望京某社區西側門口“趴活”。據黃遙說，他所在的村子前年拆遷，除得到一套回遷住房外，他還獲得400多萬元補償款。地沒了，總不能閑著，便買了一輛奔馳跑黑車。哪想到油價一個勁兒地漲，養車費用日趨昂貴，生意又不好。

　　“別看我的車是奔馳，跑黑車還真不如那些捷達。”黃遙苦惱地坦言，“有人看到我的車是奔馳，不但不敢坐，反而看我目光怪怪的。”

　　他現在是進退兩難：賣掉車吧，只能折舊賣，自己一下就虧十多萬元。不賣吧，這車只會一個勁兒地“燒錢”。

　　調研發現，“拆遷富翁”普遍對未來生活缺乏科學與理性的規劃。有的人被設局拉下水參與賭博，拆遷補償款被套取。

　　為了補償款的分配，有些拆遷戶親人之間大打出手，導致家庭破裂，甚至對簿公堂。

　　還有些“拆遷富翁”家庭的未成年孩子，因為家里一夜驟富，心態大變，出現比富、奢侈、厭學現象。

　　中國科學院社會學所趙春燕博士說，“拆遷富翁”并非北京特有現象，在城市化進程很快的上海、廣州、深圳等地區，凸顯的類似問題也亟待引起重視。

　　“一個人可憑借自己的知識、智慧和技能，創造實現富裕的夢想，但靠土地一夜驟富，已經顛覆了傳統意義上致富模式和社會價值觀念。”李先鋒對此表示憂慮。

　　周孝正認為，在拆遷進程中，農民所能得到的補償待遇正在逐步提高，這既意味著他們的生活有了更多選擇，同時也可能導致命運的失衡，由此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值得深思。

　　趙春燕對此也感觸頗深：“對于一向種地謀生的農民來說，缺乏投資理財意識不足為奇，面對突然到手的財富，大多數人自然會手足無措。”

　　“如果‘拆遷富翁’揮霍式消費，除了種地，他們又缺乏其他基本的生存技能，這會使他們坐吃山空，返貧的可能性極大。”趙春燕分析認為，“他們已經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一旦返貧，必將成為整個社會的包袱，影響社會的穩定。”

　　這方面已有前車之鑒。據了解，2003年至2006年，首都機場擴建范圍內的順義區龍山、塔河、桃山、馮家營等6村整建制拆遷，有些拆遷農民拿到補償款后，就出現揮霍和盲目投資現象，有些因此返貧。

　　依法行政不能止步于充分補償

　　大興區社會建設辦公室副主任尚建剛直言，有些“拆遷富翁”存在不理性消費狀況，盡管與他們存在盲目的炫富與攀比心理有關，但主要原因還是政府對他們正確消費觀念的引導力度不夠到位，尤其是拆遷后的體制跟進還相對滯后，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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