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動態：社會工作者如何做到案主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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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系取向的案主自決
中國是“關系”取向的社會， 案主處于復雜的關系網絡中，其所在的關系網絡中的成員都會對案主施加各種影響，其中特別是家庭關系網絡中的成員對其影響更大。對案主而言，其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會受到關系網絡成員特別是家庭成員或大或小的影響。因此，社會工作者若只關注案主自身的利益和自決的權利，而忽視案主所在社群中的其他親緣關系個體和利益相關者，則難以取得社群或家庭中其他成員的支持，工作開展將會受到很大影響。同時在案主自決潛能尚未挖掘和發展時，對案主決策采取不干預的策略，也很容易使其處于孤立無援的處境。此外， 對案主而言，若社會工作者只一味地向其強調自決而使其不考慮其他家庭成員的感受，也極有可能造成案主與其他家庭成員關系緊張， 最終影響案主問題的解決。因此， 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開展過程中不能僅僅將案主視為工作的唯一對象，而應該從生態系統理論和“人在情境中”的原則出發，既重視案主關系網絡中的重要他人，又重視案主自決的情境因素。
生態系統理論將社會工作系統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改變主體系統、案主系統、目標系統和行動系統。其中改變主體系統指的是社會工作者以及他們在其中工作的組織;案主系統指的是尋求幫助并與改變主體系統協同工作的個人、群體、家庭和社群;目標系統指的是改變主體系統為達到目的正試圖去改變的那些人;行動系統指的是改變主體系統與之合作以實現目標的那些人。[1]基于該理論，社會工作者應與案主系統中的潛在案主充分溝通、協調，使其明確自決的含義、意義、功能和實現條件，為案主自決營造較好的家庭和社群氛圍。“人在情境中”是社會工作的重要理論和指導原則，該理論將案主所在的環境劃分為家庭、親屬、朋友、單位等不同系統，其中家庭系統是對案主影響最大的系統，需要社會工作者重點關注。依據“人在情境中”理論，社會工作者不但要深入案主內心，了解案主感受、需求和想法，同時還需要仔細觀察環境對案主的影響以及案主適應環境的過程。由于我國傳統價值觀強調“倫理”本位， 個體是投入到各種個人化的關系之中的，總是“這個”兒子、“這個”女兒、“這個”父親、“這個”兄弟、“這個”丈夫、“這個”妻子。在家庭環境中個體要扮演好父親、子女、妻子等角色，按照社會所規定的角色規范、行為標準以及相應責任進行彼此之間的交往。因此，在此情境中的案主進行自決需要考慮多種因素，社會工作者則應該充分考察關系網絡中重要他人對案主的影響，影響或改變案主環境，促成案主與環境形成新的平衡。
提升案主自決能力
在集體主義教育熏陶下，很多中國人缺少自我決定意識的培養， 導致其缺乏自決能力，因此很難完全踐行自決原則。加之案主對社會工作者老師角色的信任，當案主對自決原則不能充分理解時，案主會希望社會工作者能對其所面臨的問題進行積極干預，甚至是代為判斷和處理。對此，社會工作者應充分理解案主的愿望和目的，并給予同理心的回應，避免直接拒絕造成案主與社會工作者信任關系乃至專業關系的破裂。社會工作者要通過與案主視域融合，檢視案主個人和社會工作者自身的文化脈絡，經過互為主體、雙向理解的建構過程，使案主與社會工作者充分理解彼此的問題和關切，在此基礎上提升案主自決能力。
人本主義理論認為，人都有不斷發展、完善的潛能，這些潛能深藏于人的內部天性中，使人能夠持續不斷地發展。潛能不僅僅“將要是”或“可能是”，而且它們現在就存在著，這種傾向決定著人具有一種積極向上、前進發展的驅力。[2]鑒于此，本文認為提升案主自決能力首先要發掘案主自身潛能，并為案主自決能力的提升提供必要的幫助。具體而言，社會工作者在實務工作中需要協助案主界定其面臨的問題、開發和考察解決問題的方法，為案主提供自決的機會，鼓勵案主進行決策，并幫助案主實施其選擇的方案。在此過程中，社會工作者應協助案主按照其天性、能力和自身條件來選擇解決自己問題的方式和道路，而不是告訴案主應該怎么做，避免落入專業父權主義的陷阱，形成不平等的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
同時，對于缺乏自決經驗的案主來說，自決的過程可能面臨心理上的障礙。對于案主而言，其做出的每一個決定將直接導向一種新的生活方向和處境，這種新的生活可能性對案主來說是陌生的甚至是可怕的，這是案主在脫離其熟悉的生活情境進入新的生活可能性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的一種心理感受。這種陌生感或恐懼感也會導致許多案主缺乏勇氣進入未知生活領域，最終使其放棄決策。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每個人內部有兩種力量，一種力量由于害怕失去和風險傾向于防御。在這種力量影響下個體不愿意嘗試新的生活可能性，不愿意脫離與過去和傳統的聯系，害怕承擔新的生活機遇帶來的風險以及為了成長而失去已有的東西，害怕獨立、自由和分離。另一種力量則是促進個體成長的力量。在這種力量影響下，個體能夠建立自我的完整性和獨立性，能夠為了嘗試新的生活方式和獲得新的機遇而充分發揮自己的一切能力， 同時對外部世界具有極強的信心和好奇心，認可自己最深邃的、真實的、無意識的自我。[3]對于生活在關系主義和集體主義社會環境中的案主來說，在成長過程中面臨這兩種相反力量的影響，家庭、社群為其提供了足夠的安全基地，案主在家庭和社群中感到足夠安全。同時家庭和社群為其決定重大事項，避免了個體做出決策時的無力感和矛盾感。而成長則意味著獨立面對未知和不確定性，因此安全的吸引力強于成長的吸引力，導致案主缺乏成長動機和勇氣。因此在案主自決過程中，社會工作者應該幫助案主增強其成長方向的動力，提高成長對案主的吸引力，同時減少安全方向的吸引力并增加對安全、防御、病態和倒退的畏懼，促進案主向成長方向邁進。
案主賦權與重塑生活敘事
在集體主義文化中成長的案主，通過社會化過程已將具有集體主義色彩的文化和價值觀內化，成為指導其行為的規范和標準。這種集體主義文化和價值觀不但規制個體行為，同時個體也通過對自身行為的檢視不斷反思個體行為，在此過程中集體主義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得以維護和再生。福柯關于權力、規訓以及真理理論很好地解釋了以上過程。福柯認為，知識的生產與權力的運作密不可分，知識通過權力成為真理，同時權力通過知識得以維持和再生產。通過對知識生產的壟斷，權力成為不可置疑的存在。在具體運作過程中，現代權力體制依賴的是“正常化的判斷” 技巧，它提供的社會控制體制不是依照人“犯錯”的程度決定行為的后果，而是依照某種規格標準判斷人的表現，行為后果是由一個人的表現決定的。這種現代權力體制不但把人和身體變成了物體， 而且征召人扮演積極的角色壓制自己，依據組織的原則，塑造自己的生活。個體依靠這種現代權力體制提供的積極權力接受正常化的“真理”，讓這種權力塑造他們的生活與關系，反之權力的運作又建構或生產出這些“真理”。
對于案主而言，集體主義文化和價值觀已經成為某種“真理”， 案主對這種價值觀和文化的內化與持守導致案主很難反思這種價值觀和文化對其行為的影響。因此，社會工作者對案主賦權首先應該對案主進行內在心理賦權，引發對規制其行為和選擇的各種價值、文化的反思，增強案主對自身生活和選擇的控制力。通過敘事治療的策略，幫助案主發現未被集體主義主流敘事控制的“例外”事件，特別是針對個體生活世界中個體能夠進行自決的時刻和事件，以此為契機重新構建案主生活敘事，賦予案主生活以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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