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災難,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可以做什么


【摘要】面對災難,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可以做什么?天津濱海新區的慘烈場景讓人們痛心不已,爆炸事件發生后,人們在第一時間開展了獻血、捐助等行動。在災難沖擊的當下,人們關注的不僅是個體的應對,也關心自我可以為受災者、為災后的重建做點什么。
8月13日凌晨,夏夜的病房似乎比外界有了不少分貝的降噪,但我還是不安地醒來,拿起手機,映入眼簾的果然是又一個災難的消息。陜西山陽山體滑坡事故應急救援還在扣人心弦地進展中,天津濱海新區的慘烈場景讓人們再度痛心不已。在災難沖擊的當下,人們關注的不僅是個體的應對,也關心自我可以為受災者、為災后的重建做點什么。爆炸事件發生后,人們已在第一時間開展了獻血、捐助等行動。在中國人的公眾認知中,2008年的汶川地震用高昂的代價讓人們真實地認識到了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在自然災害應對中的責任、權利和發展空間。那么此刻相應的問題就是,面對頻發的事故災難,在捍衛安全未來的過程中,作為蓬勃發展的第三部門,社會組織和志愿者還可以做點什么?
首先,為什么事故災難的應對也需要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參與?我們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事故災難的頻發之源。天津爆炸事故的具體原因,還有賴于進一步的科學調查和系統分析,但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僅靠政府單方面的嚴防死守,并不能實現企業生產的長治久安。國務院安委辦、安監總局于今年7月份剛剛召開了山東日照“7·16”著火爆炸事故現場會,嚴肅指出在化工、危化品安全監管工作中,企業管理混亂、安全意識淡薄、嚴重違規違章等突出問題長期存在,要求進一步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對各類安全隱患“零容忍”。爆炸事故發生時,天津市也正在開展“危險化學品企業夏季百日安全大檢查”和“油氣等危險化學品罐區專項安全大檢查”。
顯而易見,在公共政策優化和企業自我改良之外,我們需要社會參與來構建全面的治理體系,這是一個需要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以及公民個體全面協同的體系性工作。針對災難的特性,我們可以從服務人群、管理機制、運行特點三個方面認識社會組織參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是主體性特征。災難沖擊最大的還是常態下的弱勢群體,這與社會組織服務人群有天然的耦合性。二是管理性特征。社會組織管理模式通常是扁平式網絡結構和參與式工作機制,這與災難中的信息流動機制有所契合。三是自下而上的運行特征,政府的行政決策通常具有剛性,市場決策的導向基礎是利益最大化,這就使得追逐公平性的社會組織具有災難救助實施上的優勢和必然空間。
其次,面對事故災難,社會組織究竟可以做什么?對于全球的災害應對實踐來說,聯合國從1999年的《日內瓦減災宣言》、2005年的《兵庫行動框架》到2015年的《仙臺減災框架》,都對基于社區的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參與加以強調,而且給出了清晰的發展路徑,就是強化個體、家庭和社區對于風險治理的參與。這是提升社區抗災韌性的重要基礎,也是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在其中的關鍵作用。
這樣的討論初看起來過于抽象,但結合天津濱海爆炸事件的實際來看,就不難理解了。目前,我們發現在處處可見的鏡頭中幾乎都充斥著這樣一幅景象:深夜驚醒的人們赤身空手地在奔走,作為身處危化品周邊社區的居民沒有防護口罩,沒有應急裝備,更沒有對自身所處環境可能面對風險的基本認知;社區里人群在混亂中穿梭,沒有呈現出快速、有效的社區疏散和風險區隔離,也沒有第一響應人的即時響應,更缺乏對社區周邊潛在風險的應急準備和物資儲備。信息更是成為空前繁雜卻又極度稀缺的資源,人們無法第一時間從規范的渠道獲取信息,于是社交圈內的各種小道消息成了救命的稻草。
這些現象意味著什么?人們缺失了從個體到家庭以及社區的防護網建設。這也意味著巨大的變革空間,社會組織和社區志愿者更多從自身、社區的改變開始謀求一個更為安全的未來。美國聯邦政府從2003年就設立自我準備項目( Ready US),由聯邦政府投入資金,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等共同以項目方式申請,其目的就是教育和提升美國人對“全災種”的備災和應對能力。主要內容是幫助居民確定自己家庭和社區的風險,評估相應的需求和第一響應人建設,并準備家庭和社區應急包,制定家庭應急預案,以及開展各種信息遞送和溝通渠道的搭建。
有鑒于此,面對這一需求,我們需要社會組織和志愿者的專業化發展和網絡建設。第一,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專業性社會組織和專業志愿者,具備參與有關政策設計和技術研究的專業能力,進行公共政策倡導和企業帶來的環境風險揭示。第二,我們也需要社區型社會組織和社區志愿者的參與,提醒社區居民進行參與式風險防范和應急預案的制定以及推廣,進行基于個人、家庭的應急能力建設。第三,我們還需要各類社會組織、志愿者的積極參與,從災難的社會救助、心理輔導等方面就災難各階段的峰值性需求進行供應和柔性地參與。
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這一體系的構建不是簡單地分而治之,而是需要針對減災、防災全過程的有機融合。在減災環節,應強化社區宣傳教育,力爭減少未來災害可能造成的損失;在備災環節,重點是用參與式方法進行應急計劃的制訂,并培訓應急管理人員;在應災環節,突出滿足受災群眾的社會服務需求,比如提供食品、衣物、臨時住所和心理輔助;在災后重建環節,倡導社會組織與政府、社區組織之間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幫助受災人群應對短期內無法克服的困難。尤其重要的是,這一生態體系的形成離不開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的法治化與機制化建設。
無論如何,不可漠視的是一個個鮮活生命的逝去、一個個幸福家庭的解體帶給我們對于安全未來的迫切期待。時不我待,攜手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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