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婦之死被放大和遺忘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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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對醫學知識和新聞報道不專業而放大的醫患糾紛
最早參與報道此事的媒體稱，張姓產婦在湘潭婦幼保健醫院產后大出血，初步診斷為羊水栓塞。在事后家屬接受采訪的視頻記錄，死者的婆婆說，院方提出必須切除子宮，家屬覺得“切了子宮的話意味著再也不能生小孩了”，問院方“你們做得了就做，做不來就轉院”。對方回答切了子宮就能保大人，但直到晚上10點，沒有任何通報病情，手術室的門被反鎖。撬開手術室的門，家屬見到了躺在手術臺，滿口鮮血，已經沒有呼吸的張女士。而本應該在搶救的醫生和護士，卻全體失蹤了。
之后的輿情聚焦“產婦在手術臺大出血死亡，醫生護士全體失蹤，院方回應避談詳情”。這些足以刺激網友的醫患現象讓事件迅速發酵，但隨著昨日下午更多事實披露，更加理性的聲音出現。
院方解釋自己采取了積極措施，產婦死亡后發了死亡通知，家屬行為過激，打砸醫院，醫務人員害怕被打，脫去手術服到值班室休息。
平心而論，孕產婦死亡，醫生和家屬都不愿出現這種的事情。但因為信任危機導致日益惡劣的醫院糾紛，面對這起事件，尤其在事實細節尚未清晰時，人們很自然地標簽化。往往因家屬、記者和公眾普遍對醫療知識的缺乏，讓醫鬧變得合理化。
除了院方回應外，婦產科老師解釋，羊水栓塞本身就發病很急，來勢兇險。婦產科教授雷貞武個人臨床體驗，該病與強烈宮縮、宮頸血管破裂有關系，全身多部位出血，甚至針眼都會滲血。“一開始有休克，就馬上要處理，如果沒有及時診斷，拖到中晚期，就很棘手了。”但因為發病罕見，醫生不容易積累臨床經驗。
上海市第一婦嬰醫院醫生龔曉明說，如果確實是羊水栓塞，這個結果是任何人、無論怎樣處理，都有很高發生死亡的風險，即便是在醫療條件比較發達的美國，這種情況發生了，也基本沒辦法。這個罕見的病情死亡率高達60～85%，一半以上的患者是在出現癥狀后的半小時之內死亡。而在病人生命體征不平穩的情況下，是不可能轉院的。
老師的解釋自然也回應了當初家屬和媒體對醫院就“羊水栓塞為何事先沒有檢查出來”的質疑。反而有網友提出，家屬遲遲猶豫要不要切除子宮是否延誤了搶救時間。
早期報到此事的當地媒體記者都被推向了“不專業和炒作”的風口浪尖。昨日有的記者電話關機，同行無法聯絡，華聲全媒體記者張建平坦言壓力很大，自己只是完整的呈現了在現場所見所聞，最后報道中的每一個字都被放大解讀和糾錯。但恰恰是報道的片面角度，引發事件高度關注，繼而輿情逆轉，記者們受譴責。
醫患糾紛中的信息漩渦
和這起事件一樣，很多醫患矛盾出現后，醫鬧成為慣例。家屬在醫院外拉起橫幅，醫患雙方就補償討價還價。家屬的心情足以理解，但分娩充滿不確定因素，全球任何國家都無法做到孕產婦零死亡率。一份2013年聯合國公布的各國孕產婦死亡率報告顯示，最低死亡率在十萬分之三左右，最高死亡率可達十萬分之一千。
在看似醫患矛盾惡劣的我國，產婦死亡率在全球并不高。根據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1990年到 2015年，孕產婦死亡率降低 3/4。2008年，確定了包括中國在內的 68個重點國家加速推進這一改善孕產婦的行動計。2011年，衛生部首次發布的《中國婦幼衛生事業年度發展報告》顯示，我國孕產婦死亡率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低于多數發展中國家。從2000年的十萬分之五十三，已經下降到了2010年的十萬分之三十，大概下降了43%。
龔曉明說，這意味著在中國生孩子，基本上是一件安全的事情。我們不可能因為會出現類似的罕見病，而主張大家都去大城市生孩子，這不現實也沒必要。
另外，根據1995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監測結果，羊水栓塞的死亡率為4.8/10萬，位于產后出血和妊高征之后局第三位，占孕產婦總死亡率的7.8%。國內文獻的報導中，羊水栓塞的死亡率一般也較國外偏低，在50～70%左右，湖南產婦之死，“真的是一個概率問題，一個家庭遭遇的不幸。”
另一個近年來常被提及的問題是，孕婦被推上手術臺時，治療方案該由誰做主?是家屬還是醫生?湖南產婦死亡事件中，因為在院方提出切除子宮救治方案后，家屬提到“切了子宮的話意味著再也不能生小孩了”。網友由此提出，進入手術室的孕婦該不該相信外面的婆婆和老公?這也讓人想起2007年，湖南衡陽那個叫肖志軍的男人因為拒絕在剖腹產手術單上簽字，導致難產的妻子在其與醫生僵持三小時后不治身亡。
時政評論員彭曉蕓甚至建議，女性生孩子，趁著清醒時就與醫院簽好全權委托書，授權醫院可處理一切突發危急狀況，而不是交給不懂醫學常識愚昧自私還愛鬧得歇斯底里的婆婆，鑒于丈夫和婆婆的關系，也不必交給丈夫決策。如果在你生死攸關時，站在外面的親屬討論的是二胎，這看起來的確有些冷漠。
《廣州日報》曾報道，在面對重大疾病患者時，醫生會給出幾個治療方案供患者家屬選擇，但是很多家屬寧愿自己決定治療方案。“家屬最終否定醫生的建議方案而選擇自己拍板的病例就達七成以上。”也有醫生統計，放棄醫院建議治療方案的，在五成以上。而患者家屬忽視醫生建議的治療方案，無疑會影響到治療效果。但面對如此專業的問題，如果家屬信任醫生，誰又愿意舍近求遠，自己做決定呢?這通常被視為作為弱者的患者和家屬對強者的不信任。
產婦之死該追問什么?
湖南產婦死亡事件中，目前醫患雙方的就補償問題產生的分歧較大。但在這起產婦死亡事件中，仍然有幾個點有待解惑和反思。
雷貞武作為醫療事故認定的委員會成員，也處理過類似爭議，他提到，一般而言，羊水栓塞的情況，很少認定醫院有責任。也正因為如此，有時候醫院遇到孕產婦死亡，會假托這樣的病因。“發病是隨機的，醫生不可避免它的發生，需要討論的是，是否在搶救過程中有過錯，譬如診斷錯誤和延誤搶救。”
此外，雖然我國孕產婦死亡率大幅降低，但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發展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全國性的數據很大程度掩蓋了沿海發達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差距。而目前在我國尚不夠發達地區，對一家縣級婦幼保健院要求面對罕見突發病情，有完善的應急處置機制也有難度。此次官方就承認，醫院和患方溝通不夠，為避免醫患沖突，導致矛盾升級，因此沒有允許大部分家屬進入手術室，也對死者遺體確實有不夠尊重的地方。
更令人詬病的是，在產婦死亡后，醫院沒有直接通知等候在手術室外的家屬，而是通過村委會干部打電話給家屬。雖然院方表示此舉避免與情緒激動的家屬正面接觸，但無疑是最下策。
來源: 網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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