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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監管

宏觀經濟沖擊如何加劇金融市場摩擦是理論界持續關注的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策制定者都開始重視金融市場信貸風險。[1]由于信貸增長的杠桿效應會放大金融摩擦，延長商業周期，為了防止新一輪的信貸風險，在各國政府的協調下新的監管框架——巴塞爾協議Ⅲ應運而生。協議中提出商業銀行須計提0%～2.5%的逆周期超額資本。事實上，所謂逆周期超額資本是針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的順周期性而言的。商業銀行信貸行為的順周期性是指金融市場伴隨著宏觀經濟波動而隨之同向波動，在經濟繁榮時信貸規模擴張，在經濟蕭條時信貸規模收緊，放大了經濟波動的幅度，導致系統性風險的增加，最終破壞了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穩定。因此，從防風險角度出發，對銀行信貸行為，尤其是其順周期性行為進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國在過去的十年中，金融市場融資杠桿成比例上升，違約風險不斷加大，導致銀行業累積了許多的不良資產。短期來看，資產價格偏離資產價值，出現更多層面的資產錯估造成的過度損失;長期來看，資產價格異常波動與經濟發展脫軌，出現資源配置失衡的趨勢，一旦金融體系出現不穩定的狀況，金融市場對于資產價格的變化出現慣性反應，經濟上行時夸大金融杠桿的作用，經濟下行時造成貨幣緊縮，風險不斷擴大致使商業銀行對經濟波動引起的風險過度承擔。銀行信貸強調銀行和銀行信貸在實體部門的作用，信貸市場中機構之間信息不完善和市場失靈的結果致使契約的性質發生變化。在經濟繁榮期，信貸行為不斷擴張信貸風險加劇;在經濟衰退期，信貸行為出現收緊，加劇經濟下行。綜上所述，商業銀行信貸行為會伴隨經濟周期變動出現不同程度的周期性變化。

目前，已有學者對銀行信貸行為的研究大多從資本約束、內部評級法、信貸可得性、信貸貨幣政策、融資規模、銀行競爭程度等角度研究順周期性的形成機制[2-7]，金融危機、商業周期和信貸風險之間的關系性質尚未建立[8]。與之前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以維護宏觀經濟運行和金融穩定的關系為出發點，圍繞信貸市場展開討論。從供給側信貸的角度討論宏觀經濟波動對其產生的影響，進一步具體分析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與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在不同周期下的表現，最后通過銀行內部指標——資本充足率來論證對于我國商業銀行信貸周期性行為的影響，以期能給監管部門提供一些建議。

一、理論框架和假設提出

商業銀行順周期性可以描述為三個部分：圍繞趨勢值波動、趨勢本身的變化、均衡值可能出現累計性偏離。歸結到一起就是周期性波動可能導致兩種不一樣的結果，其一是趨勢的變動致使經濟周期的擴大，其二是累計的偏離引發經濟功能的喪失。那么，宏觀經濟波動如何引起金融市場的不穩定運行呢?一方面，大量研究著眼于經濟波動對金融周期和實體部門的放大作用，這些研究人員認為，金融資產和抵押品的沖擊和變化影響實體部門獲得貸款的機會，Bernanke & Gertler根據信號傳遞理論，提出了在經濟周期階段中，銀行信貸行為會引起對宏觀經濟運行放大的信號，它同時強調了金融領域基本面沖擊可能被放大從而引發危機的方式。[9]另一方面，部分學者從商業銀行自身資產和貸款角度展開討論，王曉婷和馬斌研究發現銀行杠桿比率具有順周期性特征，但杠桿比率對經濟周期和信貸周期不敏感。[10]李志輝等從企業違約的角度研究了商業銀行信貸行為，論證了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的形成機制。[11]Misra對銀行資本和銀行流動性相互作用對信貸增長影響的分析表明，銀行資本對信貸增長的影響對流動性較低的銀行比流動性較高的銀行更大。[12]顧海峰和楊立翔則分析了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傳導機理，其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銀行規模可以有效抑制信貸增長。[13]政策和規定對總需求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會對經濟實體也產生重大影響，通常情況下，央行通過加息的緊縮貨幣政策將增加借貸成本，使得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的費用增加，賬面資產減少，這將反過來降低經濟活動水平，從而減少總需求和產出。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在金融市場中會表現出有限理性，在經濟上行周期，貸款人會過于高估投資潛力和償債能力，而對于一些凈現值為負的項目進行融資，承擔更多的風險，導致信貸風險的加劇;在經濟下行周期，籌資成本高，為了更好地規避風險拒絕有正的投資收益的項目，減少貸款量，供給側信貸行為隨著宏觀經濟波動呈現順周期性。為此提出假設1。

假設1：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行為與宏觀經濟之間呈現順周期效應。

宏觀經濟波動對于金融類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和銀行資本累計的影響也成為研究的熱門，余雪飛發現銀行資本約束上升增大了各項沖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表現出較強的順周期性。[14]然而不同類型的銀行受到經濟周期的影響存在著一定差別，商業銀行考慮企業間網絡相互影響，會出現“羊群效應”，短期來看，在標桿作用下跟隨行為勢必會刺激放貸最終致使經濟不斷擴張。在寬松貨幣環境下，銀行發展狀況差且流動性強的銀行傾向“加杠桿”，且杠桿越高，順周期性越強。[15]張琳和廉永輝通過分析國有及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發現我國城商行資本緩沖具有順周期性。[16]大型和股份制銀行的經營評價體系會驅使銀行獲取短期利潤，從而放棄長遠戰略，同時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下銀行信貸行為風險度量指標在經濟繁榮時期比較寬松，違約和貸款損失的可能性降低，銀行會采用更加激進的經營方針，例如改變利率標準和拓寬風險業務等，實現利潤最大化，使得銀行會提供更多的貸款。而對于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存在滯后效應，對政策的解讀和實施會遲緩，敏感性較差，加之資本的原始積累較少，市場份額所占比重較低，經濟繁榮時期公司更偏向于向大型銀行借款，而經濟低迷時，公司從大型銀行融資困難，更可能轉向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這樣會導致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在經濟周期中不一定會呈現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為此提出假設2。

假設2：相對于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大型和股份制銀行在宏觀經濟波動下有更強的順周期性。

商業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的存在可能會加劇金融系統的摩擦，將系統性風險進一步擴大，對于不同類型的銀行，資本的原始積累成為防范系統性風險的一個重要舉措，為了進行有效控制，應著重從借款費用、銀行利潤、資本凈值上給予限制和監管，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相關數據規定最低要求。以往文獻研究中，毛昊翔等從監管的角度構建了全新的逆周期系統性風險預警指標，有助于辨別商業銀行的金融穩定性強弱以及具備有效的風險預測能力，能夠提前發出風險預警信號。[17]況偉大和王琪琳從實體經濟上考慮，發現中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在房價波動上呈現順周期性，且房價波動項對于銀行資本充足率具有非對稱性影響。[18]李文泓和羅猛從宏觀審慎政策角度出發，通過實證檢驗發現我國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會伴隨著經濟波動而同向波動。[19]綜上所述，在不同時期外在融資溢價水平存在差異，會對從銀行獲取貸款的能力產生重大影響，正如Foluso & Sylvanus所分析的一樣[20]，如下所示：

Boom：EFP↓-COB↓-π↑-NW↑

Recession：EFP↑-COB↑-π↓-NW↓

其中EFP表示外在融資溢價，COB表示借款費用，π表示銀行利潤，NW表示資本凈值。在經濟低迷時期，由于銀行的審慎監管負擔以及資產價格不斷下降和較低的償付能力，使得大部分銀行收緊信貸，將減少信貸的供應量，也可以理解為：當貸款人的凈資產較低時，銀行利潤也會下降，他們通常會被迫降低資產的風險敞口，提高外在融資溢價，導致信貸緊縮，反之相反。可以看出資本凈值在不同時期銀行信貸行為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于資本總額和風險加權資產比例的調整和控制成為重要的監管措施，在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情況下可以通過對資本充足率指標的控制來進行逆周期監管，為此提出假設3。

假設3：對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的管制，可以達到信貸行為逆周期性監管的效果。

二、信貸行為周期性以及實證設計

1、我國銀行信貸行為與經濟周期的整體走勢

如圖1所示，總的來看，我國銀行信貸行為在2000年之前信貸總額增長速率低于經濟增長;在2001～2007年出現波動，維持一定的增長水平;2008～2017信貸水平增速不斷提高，信貸占GDP的比率遠超過100%，存在著更大的彈性。在此期間，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貨幣貶值，股價崩盤，企業大量倒閉，銀行違約率上升，金融市場受到很大的影響，信貸占GDP比率快速上升，為了對商業銀行金融資產進行有效的規范化管理，在與國際接軌的同時借鑒新的監管框架——2010年9月《巴塞爾協議Ⅲ》，引入“貨幣政策和宏觀審慎政策雙支柱調控框架”來進行風險識別和風險控制，不斷加強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發生，但是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風險資產依然出現了過度膨脹，信貸總額出現了大幅提升。

2、模型和變量設定

借鑒Bertay(2015)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本文基準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ΔLoan表示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作為信貸行為的代理變量，參照張琳和廉永輝(2015)的研究使用ΔGDP代表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用來衡量宏觀經濟的波動狀況。主要的控制變量包括：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增長率(ΔCPI)，物價水平的變動會對信貸行為產生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借款人在通脹期間獲利，但貸款人則出現相反的效果，所以需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銀行資產規模(Size)，用公司總資產的自然對數來衡量，凈資產收益率(ROE)，這是持有資金的潛在機會成本，能反映銀行對資金持有意愿的強弱。撥備覆蓋率(Cover)，是指實際計提貸款損失準備與不良貸款的比率，撥備覆蓋率的高低決定了商業銀行抵御風險能力的強弱。在控制了物價水平、銀行規模、資本成本和銀行風險之后，本文研究信貸行為與GDP增長率之間的關系。首先利用霍斯曼檢驗來確定模型適用于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的回歸檢驗，接下來根據時間序列分析形成動態面板模型(Dynamic Panel)，出于內生性問題的考慮，模型中引入動態廣義矩估計(GMM)的估計方法進行實證檢驗，使得結果更加具有信服力。對于分析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與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在不同周期下的表現，本文根據銀行的類型將其分為兩組，分別進行回歸檢驗，更進一步，透過資本補充的視角，從供給側信貸的角度出發，模型中加入了資本充足率(CAR)與GDP增長率的交互項，用來研究監管政策對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特征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1、數據來源和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的商業銀行數據來自Wind數據庫。首先，本文在銀行業財務數據和專項數據合并過程中刪除了部分缺失數據。其次，剔除異常值和非連續樣本。最終本文選取以2007～2017年381家商業銀行，主要包含5家大型商業銀行、30家股份制銀行、346家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共計2049個銀行一年度觀測值。

2、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從表1中可以看出，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增長率平均值為0.221，最小值為-0.303，最大值為12.58，變化范圍比較廣，且其離散系數1.710遠高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的離散系數0.397，說明貸款增長率的離散程度大，存在著較大的波動性。撥備覆蓋率和資本充足率的均值都偏高，反映出我國商業銀行有一定的風險抵御能力，說明我國銀行財務總體上是穩健的，資本收益率有正有負說明樣本選擇涵蓋得比較全面，銀行資產自然對數平均值和最大值最小值相差不大，說明我國銀行規模整體分布比較均勻。

3、信貸行為與經濟周期的實證分析

表2模型(2)中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其他變量的情況下，經濟周期對信貸行為產生顯著的影響。模型(3)動態面板回歸中，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計系數是有偏的，本文通過Hausman檢驗，接受原假設使用隨機效應進行估計，得到的結果表明，經濟上行貸款量會增加，經濟下行貸款量會收縮，經濟周期顯著影響信貸行為的變化，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與信貸行為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說明物價的上升，通貨膨脹情況下反而會導致貸款量的下降，信貸緊縮。模型(4)結果表明GDP增長率與貸款增長率呈顯著正相關，充分說明了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行為存在一定的順周期性，經濟繁榮時期，銀行對金融市場前景看好，更加激進地開拓市場，信貸放寬，信貸行為顯著上升。模型(5)中，為了進一步研究宏觀經濟周期對信貸行為的影響，文中滯后了五期，從結果中可以看出，上一期的經濟波動會對當期的信貸行為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4、分樣本下信貸行為與經濟周期實證分析

在總樣本中，根據銀行類型展開分類，大型銀行、股份制銀行以及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對于國家政策方針的解讀快慢不一致，大型銀行在經營過程中不單單是為了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還是金融市場的支柱，需要積極配合政府主導的大政方針以發展經濟造福社會，而中小型銀行更可能是由于公司融資困難才為其提供了生存空間，目的是為了解決企業籌資問題，對于政策的把控存在時滯性。為了進一步研究不同主體下宏觀經濟波動對于信貸行為周期的影響，本文將樣本分為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與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兩組，在控制了撥備覆蓋率和凈資產收益率的情況下比較他們在經濟周期下信貸行為順周期性的強弱。

我們將樣本分為兩組，模型(1)和模型(2)是對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分別采用OLS和GMM的估計結果，模型(3)和模型(4)是對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分別采用OLS和GMM的估計結果。實證結果表明，在使用動態面板隨機效應回歸的結果中，兩者都呈現出1%水平下顯著的正相關，即宏觀經濟波動下銀行信貸行為呈現順周期性。但是解決了內生性問題后，可以看到在廣義矩估計檢驗結果中，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況下，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仍然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分組中GDP增長率與貸款增長率不顯著。實證結果表明不同類型的銀行對宏觀經濟波動存在差異性，大型銀行與宏觀經濟波動更加密切相關，更能響應國家的經濟刺激和產業扶持政策等，完成自己的社會責任。而中小商業銀行信貸行為與經濟周期的關系表現得并不明顯，經濟上行時企業可能偏向大型和股份制銀行借貸，而在經濟下行時，大型和股份制銀行信貸政策收緊，致使企業倒向中小企業為其提供融資。所以相對于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大型和股份制銀行在宏觀經濟波動下有更強的順周期性。

5、資本充足率與銀行信貸行為周期性實證分析

在不同時期，外在融資溢價水平的差異會對從銀行獲取貸款的能力產生重大影響，而對于風險的抵御能力決定了銀行用自由資產承擔損失的程度，為了抑制風險資產的過度膨脹，基于風險加權而設定監管標準顯得格外重要。為了考察我國商業銀行在宏觀經濟波動過程中，資本充足率的設定是否能起到監管效果而對銀行信貸行為周期性產生一定的影響，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資本充足率與經濟周期交互項進一步研究。其中，ΔGDPCAR表示GDP增長率與資本充足率的交乘;Car是虛擬變量，表示資本充足率大于均值取1，反之，取0;ΔGDPCar表示GDP增長率與虛擬變量的交乘。模型(1)和模型(3)為動態面板隨機效應估計結果，模型(2)和模型(4)為廣義矩估計的結果。

從表4前兩列實證結果中可以看出，在加入GDP增長率與資本充足率的交互項后，在宏觀經濟波動中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顯著性下降，僅在10%水平下顯著，這說明在宏觀經濟波動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對于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而模型(4)中明顯看出交乘項顯著為負，反映了資本充足率在經濟上行時期能夠顯著降低信貸行為順周期性，回歸結果支持了審慎監管政策的正確性，這說明在不同經濟周期下需要對銀行資本充足率標準進行設定，逆周期性監管的有效性得到了驗證，起到了風險控制和財務穩健的作用，發揮了逆周期監管的功能。通過進一步分析，將資本充足率按照均值高低分為兩組，模型(4)中可以看到，高資本充足率下，宏觀經濟繁榮時商業銀行信貸行為顯著下降，資本充足率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商業銀行信貸行為在經濟周期下的順周期性。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回歸結果的準確性和可信度，本文進行以下穩健性檢驗。首先，將原本回歸中信貸行為的代理變量由貸款增長率，換成風險加權資產增長率(ΔRisk)，回歸結果見表5;其次，將資本充足率換成核心資本充足率(Core)，估計結果見表6。從表5、表6中可以看出在宏觀經濟波動下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行為表現出顯著的順周期性，在經濟繁榮時期核心資本充足率對商業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起到抑制作用，與前文研究保持一致。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對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行為順周期性以及監管效果進行實證研究，本文發現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行為與宏觀經濟波動之間呈現順周期效應。在分樣本的情況下，相對于城市和農村商業銀行，我國大型銀行和股份制銀行信貸行為具有更為顯著的順周期性。進一步分析發現，引入資本充足率與經濟周期的交互項，與貸款增長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證實了逆周期性監管的有效性。基于以上研究結果，本文建議，對于銀行而言，需做好銀行資本規模性補充的準備，同時具備抵御風險的能力。對于監管部門而言，一方面，針對不同類型的銀行，監管部門要區別對待，采取不同的監管措施;另一方面，監管部門須在不同經濟周期下加強對資本充足率的管制，設定合理的資本充足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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