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宏觀經濟形勢;經濟地理再布局;經濟安全;互聯網平臺監管。

一、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分析與判斷

2020年，中國GDP增速預計達到2.1%。2020年第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中國實際GDP增速驟降至-6.8%，此后隨著疫情防控和復產復工兩個戰場的有序推進，實際GDP同比增速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分別反彈至3.2%和4.9%，預計2020年全年實際GDP增速約為2.1%。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國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實屬不易。

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支撐了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2020年中國出口超預期恢復，消費和制造業投資仍較為乏力。從三大需求來看，2020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的較快恢復以及出口的超預期增長。截至2020年11月，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2.6%，其中房地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達到6.8%，基建投資(含電力)累計同比增速達到3.3%。制造業投資較為疲弱，截至2020年11月累計同比增長-3.5%，尚未轉正。出口貿易在疫情之后實現了超預期回暖，截至2020年11月，以美元計價的出口額累計同比增速達到2.5%，已經超出2019年的出口增速。消費受疫情沖擊較大，恢復緩慢，成為拖累2020年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截至2020年11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僅為-4.8%。展望2021年，基準情形下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大概率出現在8.0%～9.0%區間;但是，若春季疫情發生較大規模反彈，全年經濟增速可能降至5%左右。

(一)投資：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支撐2020年經濟增長，2021年制造業將成為穩投資主力

2020年國內投資增速呈現明顯的“V型”反彈趨勢，總體投資需求恢復較好。2018—2019年，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一直維持在5.2%～6.3%的區間。2020年初投資受到疫情的負向沖擊出現了大幅下滑，2020年2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增速水平驟降至-24.5%的歷史性低點，對經濟增速形成了明顯的拖累效應。隨后，在疫情防控得到有效控制和穩投資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出現了較快的反彈并于2020年9月轉正，2020年11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達到2.6%，盡管還未恢復至前兩年的增速水平，但反彈幅度已經很強勁。從投資的主要構成來看，2020年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是總體投資復蘇的主要動力，而制造業投資增速與疫情發生前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1.基建投資表現出強勁反彈。基建投資累計完成額(含電力)累計增速已從2020年2月的-26.9%反彈至11月的3.3%，已完全達到2019年的增速水平。考慮到2020年1—6月的負增長，2020年下半年的基建投資增速要明顯好于2019年下半年的增長情況。為應對疫情，2020年的國家財政支出已明顯增加赤字率且有較大幅度提升，增加發行了地方政府債券1.6萬億元，基建投資的資金得到保障并在穩需求方面表現得較為搶眼。在固定資產投資中，除去電力投資后的基建投資(不含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累計同比增長1.0%，電力等方面的投資對固定資產投資復蘇形成強大支撐。2020年1—11月的電力投資累計同比增速達到了16.8%，相較于2019年同期的-1.6%，大幅相對提升了18.4個百分點。可見，以5G基站、充電樁和特高壓電網等為代表的新基建投資帶來了電力燃氣業等行業投資的快速增長，在2020年的穩投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2.房地產投資疫后表現超預期。房地產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2月的-18.1%逐月好轉，并在2020年6月轉正至0.6%，且在11月達到了6.8%，盡管與2019年9.1%～11.5%的增速還有差距，但若考慮到對2020年上半年的彌補作用，2020年下半年的復蘇強度更大。其主要原因包括：疫后房地產商對前期的趕工交付帶來房地產投資增速上升;為了應對疫情，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了較為充足的流動性和較低的利率，在資金層面利好居民購房;居民疫情期間住家隔離所面臨的住房條件在一定程度上會提升其購房意愿。上述三大因素帶動了2020年房地產銷售額和銷售面積的上升，并對房地產投資增速起到拉動作用。

3.制造業投資逐步回暖修復。制造業投資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已經從2020年2月的-31.5%恢復至11月的-3.5%，但尚未轉正，低于2019年2.5%～5.9%的累計增速水平。2020年的制造業投資恢復有兩大原因：一是防疫物資和醫療設備的外需增加以及競爭性外貿訂單向國內轉移所帶來的出口需求上升，形成了對制造業投資的拉動效應;其二，國內基建復蘇和房地產投資需求上升所導致的上游原材料生產需求的增加，對這些產品制造業投資起到了拉動作用。

4.民間投資表現出較強的恢復態勢，但慢于總體投資增速。隨著復工復產的推進，民間投資累計增速從2020年2月的-26.4%逐漸恢復，并于11月轉正至0.2%。但是，民間投資累計同比增速還是明顯低于2019年11月4.5%的水平。一方面，民間投資對于2020年的制造業投資恢復起到了明顯的帶動作用。民間投資對制造業投資有著關鍵影響，制造業投資中民間投資約占87%。2020年民間投資增速快于制造業投資增速，說明減稅降負、降低融資成本與優化營商環境對民間投資起到了較強的促進作用，民間投資帶動了制造業投資的復蘇。另一方面，疫情前的民間投資完成額與固定資產投資的完成額累計同比增速相近，而當前兩者存在較明顯的缺口，說明民間投資還有待進一步恢復。

綜上所述，我們對2021年投資持積極態度，認為投資增速可維持在中高水平。具體分析與預測情況如下：

1.2021年基建投資可能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其一，隨著疫情控制和國內經濟形勢好轉，基建穩發力穩需求的重要性有所降低，債務壓力之下2021年的債務支出和赤字率將大概率下降，專項債增速也將下降。因此，財政較大力度支持基建投資的可能性也會下降。在基建融資中政府顯性負債占比為主的背景下，基建受到的財政預算約束更大。其二，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加大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力度，實施城市更新行動，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因此基建投資增速也不可能有較大幅度下滑。我們預計，2021年基建投資增長強度可能會達到疫情前的水平，考慮到基數效應，預計2021年基建投資同比增速在4%左右。

2.制造業投資預計延續持續向好回升的態勢。一是制造業PMI持續4個月位于枯榮線以上，且第三季度的制造業企業家信心預期指數繼續上升，說明制造業下游的需求預期增加，企業看好未來經濟形勢。二是當前規模以上企業的營收和利潤在持續改善，有利于改善未來制造業投資收益預期。三是當前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的提升，帶來了未來投資增產的需求。因此，未來制造業投資增速會延續反彈的態勢，預計2021年制造業投資同比增速將達到10%。

3.房地產投資強度可能有輕微回落。在房地產待售庫存處于低位的情況下，房地產投資較高的積極性可能還會持續。但在“房住不炒”的基調下，地產融資“三條紅線”新規等政策會對2021年的房地產投資形成較大的約束，房地產投資增速可能在4%左右。綜上，我們預測，2021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達到6%左右，成為拉動經濟增長在內需方面的重要支撐之一。

(二)消費：2020年消費恢復緩慢，2021年將成為拉動經濟第一動力

2020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大幅下降后溫和復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2月-20.5%的歷史性低谷反彈恢復至11月的-4.8%。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增速來看，已經從2020年3月谷底的-15.8%反彈并于8月轉正，在11月達到5%，但依舊低于2019年同期8%的增速水平。由于2020年上半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較大幅度萎縮，而下半年居民消費恢復反彈強度又不夠，因而2020年全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低于2019年，并未出現大家之前預計的所謂“報復性”反彈，對經濟增長形成了拖累效應。

疫情沖擊下的居民收入降低以及消費信心不足是居民消費支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第一季度的-3.9%開始反彈并在第三季度轉正(0.6%)，低于2019年同期的6.1%(見圖4，下頁);而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累計同比增速第一季度為-12.5%，僅恢復至第三季度的-6.6%，遠未恢復至2019年的5.7%。這意味著：一方面，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的趨勢下降和恢復走勢同步，說明疫情沖擊下的居民收入下降是消費支出下降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復蘇程度明顯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說明疫情沖擊增加了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造成消費信心不足和儲蓄型動機增強。在后續隔離要求結束后，居民也并未進行補償性、報復性的消費。

疫情沖擊對中低收入人群影響更大。從疫情對居民收入的影響來看，經營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受到的影響較大，而轉移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其一，受疫情防控的影響，小型商鋪、店面的關門停業對私營業主的經營性收入造成了較大影響，盡管可支配經營凈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已從2020年第一季度的-7.4%逐步恢復至第三季度的-2%，但仍明顯低于2019年同期增速。其二，居民工資收入受到疫情影響的程度較大。居民工資性收入累計同比增速在2020年第三季度已經恢復至3.6%，但還是明顯低于2019年同期的8.6%。工資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57%左右，而對于中低收入人群而言，往往沒有或很少有財產性收入、經營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較高。因此，疫情沖擊下的工資性收入下降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和消費影響程度會更大。其三，在疫情沖擊下，國家增發了特別抗疫國債，發放了消費券，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對居民的支持力度，這使得2020年1—11月的居民人均可支配轉移凈收入累計同比增速達到了8.9%，高于2019年同期的7.2%。但是，由于轉移支付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較小，其增速上升對居民的收入和消費提升作用有限。

從居民消費支出的內部結構來看，服務和交通出行消費支出下降比較明顯，而食、住方面的消費支出受影響較小。其一，疫情下的封閉管理、娛樂服務設施的停業以及謹慎性開放，使得教育文化娛樂、其他用品與服務兩類消費受到的沖擊最大，餐飲、旅游、賓館、電影、休閑、娛樂等消費受到很大影響。其二，衣著和交通通信消費支出增速明顯下降。疫情下的居民出行頻率下降，明顯減少了在該方面的消費支出;而商場、商店開放條件限制以及收入增速放緩兩大因素導致居民對衣著的支出下降，且衣著穿戴具有很強的季節性，網購也并未對衣著消費支出形成有效補償。其三，食品煙酒和居住類的必備性、生存性消費支出受到疫情的影響較小。可見，疫情沖擊下的居民收入增速放緩，在短期內對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造成了負面影響。

另外，2020年疫情沖擊下的就業情況變壞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總體消費的增長。一方面，2020年1—11月新增就業人員數達1099萬，相對于2019年同期的1279萬人，減少了180萬人。另一方面，2020年城鎮調查失業率逐步降低，但是仍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失業率上升和新增就業人員數減少，對于居民收入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不利于居民消費需求的釋放。

2021年，居民消費將實現較高速增長，成為拉動需求第一大動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提出并強調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而作為最終需求，消費是加快形成國內經濟循環中的最重要環節之一。消費在“十四五”期間以及未來很長時間都是國家建立強大內需市場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我們預計，2021年的消費增速將出現較大幅度的反彈，原因如下：其一，經濟形勢好轉和居民收入增速的上升，將對消費增長提供內在動力。其二，2020年消費支出增速慢于收入增速所蘊含的消費潛力有望在2021年釋放，帶來消費增長的利好。其三，國家會加大消費政策的實施力度，促進居民消費。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通過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和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等方式從根本上擴大居民消費，并要求取消一些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此外，政府可能還會加快推進消費環境改善、促進汽車消費。同時，我們預計2021年消費的復蘇將呈現結構性改變，消費增長將再次回到消費結構優化升級的路徑上來。具體來講，食品和居住類等生存性消費支出增速將不會出現較大幅度上升，而教育娛樂、餐飲旅游等服務類的發展享受型消費增速將出現較大幅度的反彈。

綜合來看，考慮到2020年的低基數效應，我們預計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在14%左右。

(三)進出口：2020年出口超預期增長，2021年有望實現平穩增長

2020年的中國出口表現亮眼，實現了超預期的增長(見圖5)。從2020年第二季度開始，隨著國內疫情的有效控制和國外疫情的蔓延，中國廠商的生產供給能力逐漸恢復，而國外生產受到一定的限制，這對中國出口形成了利好。其一，國外疫情暴發對防疫醫療等物資的巨大需求，帶來了中國相關產品出口激增;其二，對其他貿易競爭性國家生產形成替代并帶來訂單的轉移，使中國相關產品出口增速出現較大幅度的反彈。從數據上來看，以美元計價的中國出口額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2月-17.2%的最低點恢復反彈至2020年11月的2.5%，對國內生產和經濟發展形成了較大的拉動作用。具體來看：其一，以口罩、防護服、醫療器械為代表的防疫防護物資出口增速加快，明顯高于出口額總體增速。如圖6所示，醫療儀器及器械出口額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2月的-6.8%上升至7月的47.3%，大幅高于總體出口增速;醫用敷料出口額累計同比增速從2020年2月的最低點-12.8%上升至8月的15.8%，明顯高于總體出口增速。其二，疫情下國外居民對電腦設備的需求帶來了相關產品出口的激增。在出口商品分類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主要是計算機及其零件)出口表現搶眼，其累計增速從2020年2月的低點上升至10月的14.4%，對出口形成了強勁的拉動力。而進口方面，2020年5月以來，中國的進口額持續增加，以美元標價的進口額累計增速從5月的-8.2%恢復至11月的-1.6%，高于2019年同期的-4.3%。

2021年出口增速將有望繼續平穩增長。其一，隨著新冠肺炎疫苗研發、生產和臨床試驗成功，根據相關計劃，2021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國家居民將進行疫苗接種。這將有利于2021年下半年的全球疫情好轉和經濟復蘇，并帶來中國出口需求的增加。其二，在2021年上半年的全球疫情防控模式延續下，醫療防疫物資出口較好、產品訂單向國內轉移的態勢可能會持續。即使主要國家的疫情在下半年基本得以控制，但是其生產鏈重啟可能有一定的時滯，第三季度之前可能仍對中國有較大的需求。因此，考慮到2020年低基數效應，2021年的出口增速也會呈現前高后低的趨勢，2021年的出口增速有望達到6%。

需要注意的是，2021年出口增速具有一定不確定性，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二：一是疫苗接種的有效性、范圍以及病毒變異可能增加疫情的不確定性，這會影響到全球經濟復蘇和商品出口的好轉;二是人民幣匯率持續波動升值可能會對出口造成一定的影響。

二、中長期分析：積極培育需求，打造經濟增長新動力

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也是邁向2035年遠景目標的起步之年。中國的人均GDP水平剛剛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僅僅為美國的五分之一，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中國經濟還有巨大的需求可以被釋放。培育和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新動力，應重點關注四個方面。

(一)經濟地理再布局：中國經濟新的中長期增長點

從歷史長維度來看，人口地理分布的變化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要求。古代中國的經濟發展以農業為基礎，隨著氣候變化和農業生產技術的變化，古代人口的地理分布呈現從“北重南輕”向“南重北輕”演化。近代以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這一歷史進程從未停止。相較于過去古代生產力發展和人口地理分布變遷的緩慢進程，改革開放40多年的“增長奇跡”對中國人口地理分布的影響更為劇烈，具體原因有二：第一，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濟增長成就，相當于古代中國1500年的增長，因而經濟地理布局的變化更快。根據牛津—清華—北大的歷史GDP數據庫，按照絕對值計算(1840年=100)，980—1840年中國GDP年均增速約為0.24%，860年之間經濟總量增長7.93倍。改革開放之后的40多年間，按照WDI數據庫計算，中國經濟增長了39.29倍[2]。第二，從人口地理分布格局的變化范圍來看，今天的中國社會突破了古代交通、語言、信息、文化、法律等的限制，人口流動具有更大的地理空間和動能。事實上，今天中國經濟的幅員，比歷史上絕大多數朝代都大得多。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深化，中國對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限制逐步消除，勞動力地理分布格局變化的障礙更少。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是雙循環戰略實施的元年，也是中國邁向高收入發達國家目標的新起點。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1年中國經濟工作的基本思路是，科學精準實施宏觀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持擴大內需戰略，強化科技戰略支撐，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實現上述目標，需要在疫情得到控制后及時重振中國經濟。從建立建成國內統一大市場的角度，在全國范圍內重新配置具有稀缺性或約束性的關鍵要素和資源。要基于各地區在經濟、資源和制度等方面的稟賦，充分發揮經濟發展潛力，以實現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通過“大開大合”推動中國經濟地理再布局，有望顯著提升內需，加快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形成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

為什么經濟地理再布局是中國經濟中長期增長的新增長點呢?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如下：第一，經濟地理再布局是人口和勞動力的再布局。勞動力從低勞動生產率的地區流向高勞動生產率的地區，會提高勞動力的邊際產出，實現勞動力資源和其他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提高宏觀層面生產效率。第二，經濟地理再布局以人口流動為驅動力，可帶動一批新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建設，從而提高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創造出新需求。第三，通過經濟地理再布局，可充分發揮城市群發展的“馬太效應”和集聚效應，促進經濟規模進一步擴大，帶動中國經濟增長。

那么，經濟地理再布局的動力來自哪里呢?經濟地理再布局的動力首先來自人口的自發流動。勞動力尤其是年輕勞動力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有意愿轉移到工資水平更高的地區工作、生活。這種勞動力的轉移會帶動他們的家庭隨之轉移到這些收入較高的地區。此外，對于中高收入人群來說，為了獲得更高的生活水平，會進行生活地的重新選擇，例如養老性移民。目前，我國年輕勞動力的轉移尚不充分，其家庭轉移和中高收入人群的生活地選擇還受到一些限制。除了人口流動外，資本具有向資本回報率最高的地區流動的內在趨勢，而這些地區往往是人口密集、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這就形成了經濟地理再布局的第二種動力。在人口和資本流動的過程中，政府應在充分順應上述經濟規律的基礎上，確保人口流出地區有一定的經濟發展，盡量避免人口流出地區的經濟總量下滑。

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發展潛力的重要來源之一是經濟地理空間組織的進一步優化。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省份都存在發展不均衡的問題，經濟增長潛力尚未得到充分釋放。引致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包括地理條件、人口情況、資源稟賦、交通條件和文化差異等。如不進行經濟地理再布局，促進人口、資金、產業、技術等的合理配置，一些地區很可能出現長期經濟衰退。

在當前經濟地理條件下，城市群是經濟發展和資源配置的基礎性區域單位。經濟地理的再布局能夠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和人口集聚效應顯著提升經濟增長潛力，促進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做大做強”。同時，在合適的政策導向和資金支持下，人口流出地區能夠“做好做精”，實現人均收入水平的顯著提升。進一步的測算表明，在人口結構大致不變的假設下，如果能在15年內，通過經濟地理再布局，促使中國人均收入最高省份和最低省份的人均GDP之比(不含直轄市)從2.6下降至1.57這一美國當前收入差距水平，中國經濟每年人均GDP增速將提高0.9%，這是中國經濟中長期的重要新增長點。

(二)在產業有序轉移的過程中實現產業升級

1.全球新“三明治”格局正在形成

從全球經濟格局來看，新的“三明治”格局正在形成，中國同時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上擠下壓”的雙重競爭壓力。以美國、德國等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如美國提出“重返制造業”戰略，德國推出德國工業4.0戰略、發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英國制定英國工業2050戰略，日本實施產業振興戰略，這些國家均加強了對先進制造業的前瞻性布局，以搶占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同時，以印度、越南等為代表的一批新興市場國家發揮成本優勢，致力于改善營商環境，積極參與全球制造業產業鏈的分工，吸引外國投資，在中低端制造業領域對中國形成擠壓。中國制造業恰好夾在兩者中間，優勢雖然存在，但面臨“三明治”格局下“上擠下壓”的雙重競爭壓力。此外，國際制造業的貿易投資規則正在變化。貿易保護主義與區域自由貿易并存，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趨嚴與國際資本的全球布局重構并存，而一系列雙邊和多邊貿易投資協議的簽訂，將重塑地區間經貿投資關系，并對國際經濟格局、發展方式、產業鏈布局等產生重大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速了“三明治”格局的形成。雖然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趨勢不會改變，但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傳統產業鏈布局的脆弱性充分暴露，主要經濟體紛紛出臺提升本國產業鏈自主性的政策。未來全球產業鏈重構可能更加重視安全和多元化，更多轉向追求“風險最小”，可能形成多個區域化、本地化的全產業鏈集群。同時，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以及發達經濟體內部不同階層之間圍繞利益分配問題產生的矛盾短期內仍在激化，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有可能遭遇更大“逆風”和“回頭浪”。

2.從中長期來看，我國部分產業、部分生產環節向其他經濟體轉移是正常的跨國產業轉移

一國產業鏈的演進遵循著客觀的經濟學規律。就我國的發展情況而言，前述的“三明治”國際格局與中國經濟自身的高質量發展要求都將促使部分產業、部分生產環節向其他經濟體轉移。

第一、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同生產要素的相對成本發生了重要變化，如勞動者報酬(既包括顯性的工資報酬，又包含勞動者權益保障等隱性報酬)上升、土地轉換與開發成本增加、環境保護約束收緊等。在其他后發經濟體進一步開放并逐步融入國際市場的態勢下，上述生產要素成本的升高將使得部分勞動密集型、土地密集型、環境密集型產業向外遷移，如紡織產業鏈的剪裁環節、消費電子產業鏈的組裝環節等。從歷史上看，上述經濟演化帶來的產業轉移不乏先例。以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亞洲經濟體之間出現過數次生產轉移。20世紀80年代初期，日本的紡織品出口占全球份額開始出現下滑，而韓國后來居上。20世紀80年代末期，中國的紡織品出口份額超過韓國，成為東亞最主要的紡織品出口國。進入21世紀后，孟加拉國、越南等國的紡織品出口份額開始穩步提升，而中國的出口份額則在2014年前后開始下降。這種在經濟自身發展規律下進行的產業轉移，是符合比較優勢原理與經濟全球化內在邏輯的。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各國企業與政府都更加重視在產業鏈的效率與穩定間進行再平衡，從而為極端情況做好準備。為此，一部分關鍵零部件的制造將演化出“1+X”的格局，即在中國之外形成備份生產能力;同時，各國政府很可能通過直接或間接補貼扶持本國企業維持部分關乎國計民生的產品的制造能力(如醫療用品等)。特別是部分外國政客屈從于民粹主義與冷戰思維而發動的貿易與科技沖突在未來一段時間仍將持續，與之相關的進口限制也將在一段時間對有關的科技、數字產品的國際貿易格局造成影響。

第三、中國進一步的對外開放政策也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基于要素成本變化的產業轉移。例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原產地認定標準允許貨物增加值在成員國之間累計，這將使各國更難憑借單一領域的優勢挽留產業鏈的其他環節。以服裝產業鏈為例，假定享受進口關稅優惠的本地附加值比例最低為70%，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30萬美元的羊毛，中國企業將其制成70萬美元的毛呢布料出口給越南紡織企業，后者制成100萬美元的毛呢大衣出口給韓國用于消費。在這一簡化的產業鏈上，中國向越南出口布料、越南向韓國出口大衣都無法滿足本地附加值比率要求，因而無法享受關稅優惠。這使得企業可能從避稅角度出發將生產環節集中于某一國家。但是，如果附加值可以在各個經濟體間積累，則企業可以完全按照要素成本優勢布局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因此，中國在加入貿易協定并享受其紅利的同時，也要做好部分產業、部分生產環節向外遷移的準備。

(三)保經濟安全底線，助力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放眼2021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疫情沖擊導致的各類衍生風險不容忽視。特別是拜登政府執政后，美國政府可能與其盟友在全球貿易政策上形成統一戰線，制衡中國，中美貿易關系可能會更加復雜。中國應重視由此可能引發的經貿摩擦風險、能源供給風險以及金融風險，提前布局，妥善應對。

1.經貿摩擦風險與產業鏈安全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面對中國經濟不斷崛起的現實，在貿易、金融、科技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有針對性地遏制中國經濟發展。作為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二、對外貿易規模位列全球第一的經濟體，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因此，任何經貿摩擦風險都會給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帶來沖擊。

從出口來看，中國的計算機、通信等電子設備的出口價值占行業收入的50%左右，這些行業的產值大，對外依存度也高;一些傳統行業，包括家具、紡織品、電器、機械等行業的出口占行業總收入的比重也超過20%。2018年以來，中美經貿摩擦以及由此導致的關稅提高削弱了中國一些行業的競爭優勢，對沿海地區出口企業造成了負面沖擊。進入2020年，伴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部分海外訂單如印度紡織訂單大量回流中國、大批防疫物資出口境外、跨境電商進出口也逆勢增長，這一系列積極因素推動了2020年以來中國貨物出口貿易的持續改善。即便如此，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推動2020年貿易改善的這些因素具有暫時性。一旦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這些因素的正向驅動作用可能會減弱甚至消失。以海外紡織訂單回流為例，由于東南亞國家的紡織服裝企業在人力等要素成本、政府稅收、關稅等諸多方面均較中國更具優勢，這些訂單在后疫情時代可能會再次離開中國。因此，我們不能簡單滿足于現狀、急于樂觀，而對出口在未來可能面臨的風險掉以輕心。

從進口來看，我國進口對海外市場存在著結構性依賴，尤其是計算機行業的核心部件，比如芯片的進口比重超過40%，設備制造的中間品和資本品進口也占到總成本的20%。在一些產業和領域，包括高端裝備、核心零部件、基礎研究等的產業基礎還較薄弱，諸多環節仍需進口，關鍵技術和核心產品受制于人，“卡脖子”問題表現得比較突出。中國工程院于2019年開展的中國制造業產業鏈安全評估研究顯示，中國制造業產業鏈的60%左右是安全可控的，但部分產業對國外依賴程度較大，在26類有代表性的制造業產業中，8類產業對外依賴度較高，其中包括集成電路產業的光刻機、通信裝備產業的高端芯片、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的軸承和運行控制系統、電力裝備產業的燃氣輪機熱部件，以及飛機、汽車等行業的設計和仿真軟件等。這無疑將掣肘我國產業的高質量發展，不利于我國的對外經貿談判。除此之外，即使一些在核心技術上已取得國際領先的行業，比如電力行業，中國也未掌握國際標準的主導權，國際標準仍然由美歐等發達國家主導。

總之，由經貿摩擦所帶來的沖擊雖不至于引發整個中國經濟的系統性風險，但它給產業鏈帶來的風險在短期會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從長期來看，經貿摩擦會倒逼中國優化貿易結構，加大基礎研發和創新，提升中國經濟的核心競爭力。

2.能源供給風險與石油安全

近年來，中國的能源供給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面臨的風險逐漸增大。以原油為例，1993年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僅為1.6%，2000年擴大到26.9%，2010年增至53.8%。2019年，中國原油表觀消費量(產量+凈進口量)為6.96億噸，其中國內原油產量僅為1.91億噸，原油凈進口量為5.05億噸，對外依存度已超過72%。此外，中國原油進口來源集中度較高，其中，俄羅斯成為近幾年中國第一石油供應國，占比達到19%，接下來分別是沙特阿拉伯15%、安哥拉13%、伊拉克12%。國際政治關系動蕩以及中東地區頻繁的戰爭會影響石油產量，進而對中國原油進口帶來負面影響。在運輸方面，目前海上通道仍是中國原油進口的主要通道，但中國在油輪和運輸航線控制方面缺失主導權，近90%的運輸仍然由國外的油輪船隊承擔，其中蘊藏的政治風險和能源通道安全風險需加以防范。從中國的石油使用結構來看，交通運輸占中國原油總消費量的58%左右，一旦海外原油斷供，整個社會的生產生活秩序將受到較大沖擊。

不僅如此，目前中國的石油儲備抵御風險能力也不足，且與經濟體量不相稱。當前，中國主要還是依賴政府的若干石油儲備基地進行戰略儲備，且儲備量明顯不足。從實際儲備量來看，中國戰略石油儲備僅占每年原油凈進口的15%左右，為60天左右的全國消費量，這與國際能源署(IEA)提出的戰略石油儲備90天的安全線相比還存在差距。而在同期，美國和日本的戰略石油儲備約相當于長達半年的石油凈進口量，德國的戰略儲備約為100天的全國消費量，法國的戰略儲備約為85天的全國消費量。可見，中國在此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較大。

3.金融風險與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是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不斷提升、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背景下，金融安全在中國經濟安全中的地位更加凸顯。具體來說，在“十四五”期間以及未來較長時期，中國面臨三方面的金融安全問題：一是中美沖突具有復雜性和長期性，在金融領域對中國的打壓、制裁未來可能進一步升級;相對于貿易領域，金融是中國的短板，金融領域的沖突對中國的影響可能更大、更廣泛。二是金融雙向開放持續推進，中國防范跨境金融風險傳導的能力不足、認識不夠、儲備有限。三是數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快速發展，一些新型金融風險開始出現，比如在壟斷問題、數據治理、隱私保護、倫理道德等領域的風險，可能給金融安全帶來新的挑戰。

(四)優化互聯網平臺監管，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1.將監管目標從“壟斷地位”向“壟斷行為”轉變。由于互聯網平臺的特殊性，單純以體量和市場占有率作為壟斷的界定標準不適用于互聯網平臺領域的反壟斷監管。在互聯網平臺領域，監管的對象不再是某個單個的企業，而是一系列不正當競爭行為本身，如利用資金優勢對業務進行不合理的過度補貼以搶占市場，對中小微企業的惡意收購，以及“大數據殺熟”等行為。

2.將對數據要素的研究提上日程，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探索互聯網平臺企業適當開放數據分享，推動數據要素參與價值創造的路徑。可以根據數據類型和數據來源對數據進行公益性和商業性的界定，在妥善處理好用戶隱私的前提下，鼓勵平臺適當開放公益性數據，與社會管理和學術研究等領域展開深度合作。所有數據要素的開發利用必須以保護用戶隱私和國家數據安全為前提，嚴防在數據使用過程中造成的個人信息泄露。

3.鼓勵行業自治，引導互聯網平臺自身參與到市場監管工作中。由于互聯網平臺扮演的并非商品提供者而是市場本身的角色，因而互聯網平臺本身也有行使市場監管的能力。可以引導互聯網平臺扮演“良性市場”的角色，發揮其本身在市場監管方面的作用。針對不同的互聯網平臺，還可以實行差異化的監管側重點：如規范大平臺行為，借助大平臺自身的覆蓋面進行市場監管，提升行業自律;而對初創期或專業性的小型平臺，則可以更多通過監管部門直接監管的方式，提升監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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