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的科舉取士看現在的公務員“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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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公務員熱”
近年來，想要加入公務員隊伍的人持續激增。據統計，2010年國家公務員考試，共有144萬人報考，比2003年的12.3萬人高出11倍，最熱門的職位甚至創下了4961∶1的紀錄，而2012年的國考報考人數也達到130萬，錄取比例為53：1。公務員考試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考”，其艱難遠勝過考取北大、清華。
研究機構對“公務員熱”的調查表明，“公務員熱”始于大學擴招，更多是出于經濟利益考慮。由于創業困難，公務員職業穩定輕松，工資較高，加上各種福利、補貼和隱性收入，遂使大學生們對公務員職業趨之若鶩。這種現象其實反映了某種社會問題，令人想到歷史上有些時段的科舉。
如我們所知，科舉考試興于隋唐，訖于清季。其本身不是教育制度，而是選官制度。唐承隋制，以科舉考試取代前朝門第制度，到了高宗、武后朝，為了打破士族對政權的壟斷，尤其重視考文才的進士科，眾多寒門子弟得以有機會進入仕途。到了德宗朝，進士科達于極甚，求仕者紛競舉場，顛沛于是，以致民間有進士及第為“登龍門”之說。
這種科舉盛況往往成為后世的美談，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當時士人爭相參加科舉考試，經濟目的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統治者橫征暴斂，賦稅繁多，平民百姓常常不堪重負，如韓愈《嗟哉董生行》：“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征租更索錢。”另一個文人沈既濟《選舉論》論及當時情狀：“夫上之奉養也厚，則下之征斂也重。養厚則上覬其欲，斂重則下無其聊。”朝廷花銷無度，下面的官員自然要橫征暴斂，造成百姓困苦。
但如果當了官就不同了，不但享有國家奉祿，而且可以免除一切賦稅。如唐穆宗朝就下詔稱：“名登科第，即免征役。”詩人姚合也在贈友詩中說：“闕下科名出，鄉中賦籍除。”就連復興儒道的先驅韓愈都自稱“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官員既然不用交納賦稅，朝廷的花銷便得全部來自百姓，用沈既濟的話說，就是“坐食百姓”，所以當時士人爭相參加科舉考試，就是因為“非惟求利，亦以避害也”。
科舉考試將做官與個人利益聯系在一起，故對廣大士人來說，當官與否，其苦樂利害是大不相同的，“得仕者如升仙，不仕者若沉泉”，這正是中唐以降科舉繁盛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唐考生多為祿仕之徒，所以品性浮薄，終致中晚唐官場爭斗成風，權臣亂政，民生凋敝，道德淪喪，以致文宗大和二年，劉賁應賢良方正科對策時痛陳：“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并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
對策中提到的“君門萬里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包括冤情無法上達，士人沒有道德，百姓困苦不堪。就任何一個朝代而言，這三個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說代表了社會的普遍危機。對于劉賁這篇直面現實的文章，當時的考官十分贊賞，但卻不敢錄取他。劉賁后來被征為幕府從事，最后還是受到權臣誣陷，貶死他鄉。唐王朝也在社會的種種矛盾中漸漸走向衰亡。
可見，當一個士人參加科舉考試，其動機完全出于利益考慮時，必然會無視關心民瘼的士人理想。韓愈的功績就在深刻體驗了這一現實，并在承認人是經濟人的前提下，提倡復興儒道，以解決利與道的關系，促使后來的宋人在價值上有所思考和歸依，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生理想。蘇軾稱韓愈“道濟天下之溺”，確乎有著深刻的歷史含義。
公務員考試與科舉一樣，都是改變世襲、推薦和指定的選官方式，給普通人提供機會，因而是歷史的進步。但也須認識到，科舉制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礎上的，古代知識分子的唯一前途就是仕途，而今天的“公務員熱”則只能說明，官本位仍然是社會的支柱。然而說到底，官員本身并不是具有創造性的職業，如果一個現代社會的精英都想去當官，這個社會是不可能有活力的。
制度決定一切，要改變這種狀況，只能是改變官本位的利益機制，打破目前的公務員終身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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