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拖欠工程款,農民工怎么討薪?（需要這樣辦，請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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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政府工程 法院不立案
56歲的農民工老唐又一次被工友堵在了出租屋里，大家情緒都有些激動，目的也很明確，那就是討要自己的工錢。老唐是遼寧鞍山的一個農民，2014年6月，他帶著三十多名老鄉到吉林省乾安縣建地震房。這里在2013年遭遇了5.3級地震，不少村民的房屋都被震毀，當地政府出資為農民修房，老唐負責其中60所地震房的封頂工作。但是，活干完了，他們卻沒有拿到工錢。
老唐決定自己留下給大家討要工資，他把最后一撥工友送上了回遼寧老家的客車，拿著工友們的工資單，想著等自己回去過年的家人，老唐有些難過。“不敢回去，回去和家人沒法交代，，天天見不到錢，這是今天一天的伙食，兩個面包五塊錢吃兩天。”按照老唐和承包商簽訂的合同，前十棟地震房完成后，支付百分之三十的工程款，剩余款項完成三十棟后一次性結清。可老唐說，對方一直沒有付錢，10月1號工程完工了，工程款欠了近40萬元。由于這項工程經過層層轉包，和老唐簽訂合同的承包人甚至都不是上級建筑公司的員工，公司拒絕為老唐支付工錢。無奈之下，老唐決定找政府部門求助。勞動監察大隊的工作人員建議，要想徹底解決工資糾紛問題，還得到法院立案。
乾安縣人民法院工作人員：地震房這塊是政府行為，我們法院不受理
記者：那我們找誰呢
乾安縣人民法院 工作人員：找政府唄
老唐重復著找承包人、找建筑公司、找信訪辦、找監察大隊、找法院的路線，卻發現陷入了一個解不開的死結，最終的答復都指向“政府行為不歸法院受理”。本來是政府的惠民工程，做完了卻拿不到錢，老唐覺得委屈又無助。
老唐的討薪路終于在這一周出現了轉機。報道播出后，乾安縣委、縣政府連夜成了3個工作小組，找老唐核實情況、核對賬目。經過7天的調查，認定老唐被拖欠工程款35萬元，現已著手組織房屋驗收，61戶屋頂工程有9戶出現漏雨未能達標，雙方達成解決協議，預計25日前驗收完畢，并且承諾1月27日前，由承建該工程的華森建筑公司支付老唐被拖欠的工程款。
巖松說
說社會對農民工討薪不重視，這絕對不公平。從媒體呼吁到領導重視，關注度從來沒有減弱過。2011年，惡意欠薪與醉駕一起寫入《刑法修正案》，可見力度。但幾年過去，醉駕入刑效果真明顯，你從代駕公司越來越火就看得出來。可惡意欠薪入法卻似乎沒取得那么大的效果。其實一個數據也能說明這個問題，人社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各地移交司法的惡意欠薪案約近900件，可到2014年春節前，各地法院真正審結的只有50多件，連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人說，討薪之難，一個關鍵點不在法院，而在于拖欠工錢的有好多政府工程。地方的政府工程欠工錢，這錢該怎么要呢?
最有效的討薪方式還是媒體?
長沙火車站電子屏幕上滾動播出的老賴名單和照片。這是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和芙蓉區人民法院發布的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共有54名。
“一些地區政府項目出現工資拖欠問題”，被人社部部長尹蔚民認為是當前欠薪的主要問題之一。以往一說到農民工薪水被拖欠，人們往往就把矛頭指向包工頭、施工企業。然而，很多時候當人們層層剝繭后發現欠薪的“幕后債務人”，其實是基層政府。向地方政府討債有多難，本臺2013年就曾報道農民工老何，向河北省遵化市職教中心討要拖欠六年工資的經歷。
2007年，老何與300多名工友在河北遵化打工，修建了遵化市職教中心，他們的工錢卻還沒有拿到。按照正常的討薪渠道，勞動監察大隊是受理農民工投訴的，但是這個欠款的如果是政府工程的話，勞動監察部門不僅不能幫農民工討薪，反而成為了攔路虎。
遵化市勞動監察大隊工作人員：找我們沒用，職教中心是政府工程，政府工程我們管不了，你要是私家企業的工程，我們可以管，但是政府工程我們管不了。
討薪六年的經歷讓老何和工友們體會到，最強悍的“老賴”往往是“官賴”。討了六年沒有任何結果，卻因為媒體的報道一夜之間得到了轉機，很快拿到了欠薪。
“如果政府一旦拖欠民工工資，我個人認為，現在最有效的方式還是媒體，通過媒體曝光之后政府出來解決。”魏濟民是廣東華瑞興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代理過很多拖欠工程款的案件。他說，拖欠工程款的大部分是政府工程，包括國有企業工程。而處理和政府欠款的案件他們往往只能采用協商。
“我的當事人明確告訴我，不能打官司。因為這個一打官司他怕和業主關系搞差了，法院也執行不了，他擔心沒有這種力度。政府構成欠薪罪，至少我辦的案件里邊接觸不多。”魏濟民說。
政府會拖欠工程款不是個案，也不是個別地方存在。一年前，廣東湛江市各級黨政機關764件負債案未執行到位、累積欠債超過18.5億元的消息曾引發輿論熱議。不久前，“廣東整治官賴討回逾140億元，約談拒不履行者”的新聞，再次人們意識到地方政府拖欠的嚴重。
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解鈴還得系鈴人，“還要從政府自身出發，一個是政府對自身干預嚴格要求。你既然承擔對農民工討薪這樣的維權責任，一旦這個問題涉及到你政府自身的話，你不能護短。”
巖松說
過去常有一些事兒，由于政府介入想要謀取利益，可自己又負責監管，被媒體人形象的稱之為“又當裁判，又當運動員”。可面對農民工討薪與拖欠工資這件事兒，當你發現居然有相當數量的錢是政府欠的賬，那句話就可以改成，“政府又當裁判員，又當犯規者”，這“球”可怎么踢呢?而自己犯了規，你能指望他自己給自己亮黃牌或把自己罰下場嗎?說到這兒，似乎在某些情況下，討薪水成了一個難解的死結。可是，真沒辦法嗎?
背后是“政績工程”作祟?
地方政府失信拖欠工程款成為農民工工資債務鏈“源頭”，開始越來越多出現在中西部及三四線城市，也隨著經濟下行日益顯現。
“2014年我們經濟增長7.4%，是這些年來最低的一年，再加上房地產不景氣，地方政府出讓土地也比較困難，可能會增加欠薪問題。”汪玉凱說。
由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規模資金投入，即使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也常常舉債建設。在廣州，僅2013年就新增382.75億元的債務，用于市政基礎設施、軌道交通以及保障房建設等。而經濟欠發達地區 政府償債能力更是有限，但一些地方仍然為了政績，在無力支付工程款情況下，用行政命令推進政府工程建設。
“我們處理政府欠薪案件，首先不能打官司，比較難，最終我們還是主張協調。比如你縣政府欠錢的話，你縣法院你能執行嗎?這個在法律上是沒問題的，但是在現實操作中比較難的。”魏濟民律師說。
去年6月，在安徽蕭縣承接路橋、排洪溝等市政工程的包工頭楊永，因屢次找政府討要工程款無果，迫不得已自借數百萬高利貸償還農民工工資和供貨商欠款，直至不堪壓力吞藥自殺。而楊永承接工程的蕭縣是國家級貧困縣，2012年一次“官場地震”后，原縣委書記落馬領導班子大換血，導致當地政府拖欠工程款現象“雪上加霜”，如今斥資上億修建的政務新區也成爛尾變身“放羊場”。
去年全國叫停663個“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的成績單被曬出，當公眾普遍叫好時，處置這些因決策失誤或與貪腐相關的“政績工程”，仍要消耗大量公共財政。云南河口斥資2.7億元建設的“文化長廊”就在建成3年后,又花費3億元拆除。
“把所有的政府的拖欠情況公布出來，向最高院公布老賴那樣的，我覺得這個社會效果非常好的。通過制度，還有這種誠信體系來制約，我覺得非常重要。”魏濟民律師認為說。
“政府你是一個治理主體，主要是幫助農民來維護他的權益這樣的公共機構，所以你自身要帶頭，你首先不應該欠薪，如果能把這口堵住以后，不僅僅對政府官員上馬項目，決策要慎之又慎，而反過來他對其他社會主體也有示范效應。”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巖松說
討薪的背后是一個又一個家庭生活質量、幸福與尊嚴的問題，它給相關人帶來的重重壓力，長期以來我們理解的還是不夠深。欠薪的企業老板往往被人們稱之為黑心老板，可如果要是政府欠薪，如果人們也這樣形容，那就太難聽了。討薪從政府工程不再欠薪開始，給社會做一個榜樣，同時，無債一身輕。身輕才能氣正，才能更好的檢查、監督和處罰其他的欠薪單位，欠薪才慢慢會從頑癥變成好治的病。
討薪不易，我們目前能做到的也就是發給需要的人，或者自己保存，需要的時候方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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